四、全球化中的火星和地雷

为什么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个地区会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呢？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每一场政治革命与现实的经济运动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切政治事件归根结底都取决于经济原因。

他们认为，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反之，任何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就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

由于英国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所以，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出信号，随后引起欧洲的连锁反应，最后，普遍的危机导致整个欧洲大陆新的政治革命的爆发。

马克思通过对1850年以来几年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已经出现了危机的明显征兆。他估计，市场的扩大将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且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

马克思指出，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爆发，使英国国内主要消费品之一的茶叶和生丝涨价，以致引起金银外流，同时又使英国棉毛织品的一个主要市场大大缩小。

此外，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鸦片生产，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财政收入和商业资源受到致命打击，从而使英国本土和欧洲各国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与此同时，西欧恰好农业歉收，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对工业品的需求减少。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就必将加速欧洲经济危机的到来。

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恩格斯又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与欧洲革命的关系。1886年3月18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么不仅生产过剩的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会失灵，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波及到欧洲。”

1892年9月22日，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道：“就拿英国来说。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

恩格斯预计：“其后果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在那之前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改变，到那时也必定要改变。”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条件下，对中国社会变革引发欧洲革命的观点和预见。

将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与欧洲革命关系的论述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中国市场和中国革命对于欧洲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寄予了深切的希望。

当然，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影响的估计是偏高的。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时空范围太广了，尽管不同国家之间在很多基本的方面有着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但相互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还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因素。因此，世界的变动，包括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变动，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也不是都能计算、预测出来的。如果对世界的任何变动、每个国家的历史变迁，都认为可以靠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决定，那就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弄得不好就会变成空想、臆想。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说，这也是一个庞大而又富有弹性的体系，决定这个市场的因素也太多了，并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必然对这个市场整体产生多大的影响。客观因素、主观因素，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变化，可能的结果和趋势会有成千上万个选项。当然也并不会仅仅因为中国市场的变动而失去调节的余地；况且，欧洲革命的爆发首先取决于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指望中国的事变直接引发欧洲的革命，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就其具体论断、预测来说，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也就并没有真正实现。

科学预言的价值首先应该直接体现在这种预言是否真正实现上。实现的概率越高，越证明这种预测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上，许许多多的预言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对此，就要做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关于中国的预言没有实现或没有按期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这些预言背后所体现的思想方法、所揭示的某些规律，仍然有着宝贵的价值。

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见解，揭示了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同时，指出了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鼓舞，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重要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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