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因此而具有了双重性质。

一方面，从道义、情感、利益，乃至法律上来说，无疑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冲突，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另一方面，从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来说，又是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关系，表现为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矛盾。

中西矛盾的这两个方面，如果分割开来，各自单独地进行考察，那么，人们不难做出比较准确的性质判断和价值判断。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在近代中国，这两个方面，或者说，侵略与反侵略、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这两个矛盾，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互为表里。于是，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增加了研究近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马克思早就发现了中西矛盾的这种特殊性质，并把它称作为“离奇的悲剧”或“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说：“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虽然简短，但内涵却极为丰富，从意义上来说，几乎概括了他对近代中国问题全部思想的精髓。

“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是1995年之后的译文，之前的译文则是“离奇的悲剧”。两个译文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但我认为“离奇的悲剧”更为贴切。

近代中西矛盾双重叠合的性质，生动而又鲜明地跃然于马克思的笔下，为我们解开中西矛盾的乱麻指出了路径。

所谓“离奇的悲剧”或“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就是近代中国中西对垒的态势。

从文明的性质来说，马克思划分了两个营垒：一个是半野蛮人的陈腐世界，一个是文明人的现代社会。

实质上也就是，一个是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个是落后愚昧的思想文化，一个是先进科学的思想文化。

从矛盾的态势来说，一个是固守堡垒，一个是咄咄进逼。

陈腐世界虽然幅员广大，但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紧闭大门，孤立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且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犹如一块活的化石。

而现代社会，不仅自己处于不断的变革和进步之中，而且“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们“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从矛盾的形式来说，西方资产阶级用的是商品和大炮的双重武器。

商品既包括一般的工业品，也包括特殊的商品——鸦片。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般商品难以攻破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于是，现代社会的代表们便不顾道义原则，使用了鸦片这种邪恶的武器。

当鸦片也受到阻挡时，又不惜使用了大炮这种最具暴力、最为野蛮的武器，最终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正由于采用这种手段，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便表现为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的形式。

中国的封建王朝，虽然是陈腐世界的代表，但它所采取的自卫行动却是合乎道义的。于是，这就产生了离奇的矛盾和悲剧：陈腐世界的代表奉行的是文明的道义原则，现代社会的代表奉行的却是野蛮的暴力原则！如下所示：

将内容与形式区分开来时，文明与野蛮便与它们的代表者发生了错位。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日益腐朽，落后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更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掠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西方殖民者用各种方法，掠夺中国的土地，勒索中国的赔款，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驻扎军队，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支配中国的政治，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

二是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逐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逐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在农村占主导地位。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专制统治先是腐朽没落，而后又表现为军阀官僚的割据统治。“三纲五常”等意识形态仍占统治地位。

这种基本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这两大矛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双重任务，即，救亡与进步。中华民族首先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又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现也称人民幸福）。

两者缺一不可。两者的关系又要统筹处理好。

近代中国，首先要救亡。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解决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但救亡是救国家和民族之亡，而不是救腐朽没落制度之亡。反对帝国主义，是反对侵略掠夺，而不是反对现代文明。

进步，则是主要反对封建主义、解决业已陈腐的社会如何赶上世界潮流的问题。这种进步，要融入世界文明大道，但不是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明，而是要在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的同时，摒弃糟粕，走出一条自己文明发展的道路。

救亡与进步不可分离，又不可替代。不救亡，就没有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也就谈不上文明进步；如果不推动文明进步，尽快赶上时代和世界潮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救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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