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中国

从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常被驱逐、颠沛流离的经历中，我们就不难理解，称马克思、甚至恩格斯为“世界公民”，确实是名副其实，也很耐人寻味的。

地球上的“世界公民”或许很多。“世界公民”是否一定会有世界眼光？未必。但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很不寻常的“世界公民”经历，对于形成他们的世界眼光，确实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一开始生活的地域就具有国际性，他们从事的活动具有国际性，他们关注的问题也具有国际性。因此，他们在欧洲看到中国是必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的？

对此，我还没有找到专门介绍这个过程和情况的著作，所以，只能从相关历史文献和他们的著述中搜寻蛛丝马迹。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基于欧洲人对中国的一般了解和基本印象而形成关于中国的概念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及其之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在中欧贸易、中欧文明的交流中逐步获得的。

中国最早进入世界市场并运到欧洲的商品是丝绸，所以，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欧洲称中国为赛里斯国，意即“丝国”，称中国人为“丝人”。此外，中国还是一个瓷器之国，由于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在古代传入了欧洲，所以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国名同时也是瓷器的名称。

在欧洲了解中国的过程中，《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发挥了重大影响。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旅行家，1254年9月15日出生在克罗地亚科尔丘拉岛。据称，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4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在一次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梯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所见所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

《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欧洲人面前。该书1299年写完几个月后，就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119种文字的版本。

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该书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欧洲人对中国早已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主要的印象，是认为中国是古老的君主专制国家，有很多美妙之处，但又非常神秘。就工业化发展来说，显然是落后于欧洲的。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但现在已经落后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认识，首先源于当时欧洲对中国的基本了解，潜移默化地受到这些知识、观点和评价的影响。他们的知识范围和价值取向，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基础。此其一。

其二，是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广泛查阅了有关中国的书籍、资料，从而逐步丰富了对中国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的很多重要见解，并以时事评论的方式表达出来。

从1851年开始，马克思就把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学的研究上，着手撰写《资本论》的初稿。为此，他一直在英国的图书馆、博物馆里查阅大量资料，深入研究经济学和其他各种问题，包括工业、贸易、金融、货币、殖民、农业、东方问题等，阅读了大量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其中，也有涉及中国的内容。

1851年6月，马克思接到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此后，他为该报撰稿持续了10年以上，一直到1862年6月。大体上每周都要写2篇，有时多一点或少一点，也停止过几个月。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一个是阐发自己的思想理念，对各种时事问题发表评论。一个也是为了通过稿费收入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摆脱极端贫困的局面。

这些文章，都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抽空撰写的。文章的性质是时事评论。有的是报刊约写，有的是自己决定。因为马克思正忙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有些文章实际是马克思请恩格斯写的，而且多数文章还都是马克思请恩格斯翻译成英文的。因此这些文章也都代表了两人的思想。

当时，欧美国家和其他国家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国际舞台上不时出现战争或战争的危险，以及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国也已经受到欧洲列强的侵略，发生了很多事件。所以，这些事件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事评论范围之内，他们撰写的文章涉及英国、法国、德国等等国家的国内政治、复杂的国际关系、不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范围非常广泛。

为了撰写这些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专门阅读代表性的著作，并做笔记。所以，在这种阅读、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增加了对世界很多国家的认识，也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

在这种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不断需要对中国问题有所关注。有时，是因中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有时，是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涉及中国问题；有时，是欧洲可能发生经济危机，需要研究中国的局势会不会对危机产生影响，等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陆陆续续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有的还是作为社论发表。也有的在其他报刊发表，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

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的基本观点、基本评价、基本态度。

也正是在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一步步从欧洲向远方伸展，终于看到了相距万里的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知识、思想和观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圣贤”固有的，而是通过学习、研究而得来和形成的。

这段时间比较集中涉及中国的研究和文章，可以具体梳理如下：

1853年4月至5月，马克思集中研究亚洲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历史和发展前途，为此阅读了很多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做了摘录。由于英国议会即将讨论对印度的管理问题，所以，马克思研究了议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5月至6月，恩格斯则利用研究东方各国历史的机会阅读了一些历史学家的原著。

1853年5月31日前后，马克思撰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从这个月的24日开始，马克思开始写关于印度的文章。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各国的历史交换意见，并阅读有关地理和历史书籍。为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他们查阅了很多关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资料，并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章。

1857年1月7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一篇关于英国侵略者在广州对中国进行挑衅的文章，该文于1月23日作为社论发表。

2月27日，马克思写《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一文，该文发表在3月16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3月18日左右，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俄国对华贸易的文章，该文于4月7日作为社论发表。

3月22日左右，马克思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英国侵略者在广州对中国进行挑衅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4月10日发表。

4月初，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论述英国侵略者在广州挑衅之后出兵中国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阐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起因和过程。文章作为社论于4月17日发表。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正是在1857年的3月至7月间，马克思由于妻子健康状况大大恶化以及物质生活状况极端困难，只能勉强从事工作，而且没有钱支付房租。4月，马克思自己也生病了。而恩格斯在4月至10月期间也身患重病，难以帮助马克思。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写出了不少重要文章。

1858年8月17日和20日，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中国和关于古巴买卖奴隶的文章，但文章没有发表。

8月20日，马克思还写了一篇关于中英条约的文章，但没有发表。

8月31日至9月28日，马克思写了4篇关于鸦片贸易史和关于《天津条约》的文章。3篇文章作为社论、1篇以《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为题作为通讯，在9月、10月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先后发表。

12月14日，又写了一篇关于中英条约的文章，但还是没有发表。

1859年9月13日至30日，马克思以《新的对华战争》为题写了一组文章，揭露英法殖民主义者的行为，并尖锐抨击帕麦斯顿政府掠夺性的殖民政策。该组文章分4天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1月中，马克思写《对华贸易》一文，以中国为例，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掠夺行为。该文发表在12月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86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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