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进了湍急的漩流

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本身就是这一市场发展的结果。

19世纪中叶，欧美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相继或接近完成，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商品生产越来越超出国内市场的容量，迫切需要寻找更大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资本家寻求超额利润的需要。

于是，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裕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西方列强追逐的最大的目标市场之一。

但是，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出，受到了清王朝闭关自守政策的顽强抵抗。

一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曾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闭关锁国，是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是指严格限制（但并不是禁绝）对外贸易的国策，既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也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但如果更加严谨地分析，应注意闭关与锁国是两个意思，中国在不同时期，闭关和锁国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并不是一直都实行完全的闭关锁国政策。有些政策是维护国家主权，是合理的；有些政策是妄自尊大，排斥外部世界，是不合理的，应该做具体分析。

从历史过程看，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和变化比较复杂。

宋朝自宋太宗赵光义时便开始了全面海禁，甚至连陆上与外国的贸易也全面禁止。对违规者的惩罚十分严酷。

元末明初，日本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开始的海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

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成为对外交流的一大壮举，同时放开朝贡贸易，但是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郑和下西洋之后，重新实施海禁。

明隆庆年间，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清顺治初年，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成规，不许进入广州，只准在澳门交易。随后，由于担忧东南沿海郑成功的抗清力量，清廷对出海之禁更加严格。

顺治至康熙初年，欧洲国家，首先是荷兰，接着是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7月，康熙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

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实施禁止天主教的政策，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贸易。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实行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由上可见，不同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和表现都有所不同。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主要表现在：限制通商口岸；实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洋行制度；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和行动；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其中对外国人的限制有：外国人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在广州居住，不得私雇中国人当差，外国妇女不得进广州城等。

闭关锁国政策直接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阻碍了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和进步，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也加剧了封建吏治的腐败和人民的积贫积弱，同时加剧了中国与外国的矛盾，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在世界的另一端，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商品出口地，而中国市场广大，经济落后，还没有出现现代工业，能够成为英国商品的倾销地。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

对此，马克思描述道：“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指美国——编者注）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近代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发挥过很坏的作用，所以，要先介绍一下。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19世纪中叶，英国最后完成对印度的占领，就是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进行的。这个公司一开始就拥有同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垄断权，还得到了对它在印度所侵占的领土的管理权、民政机关的人事任免权和收税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拥有包括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在内的贸易特权。1858年，公司被最后撤销，管理印度的权力直接转归英国。

英国商品对中国的输入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马克思说道：“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但是，中英贸易的发展并不如英国想象的那么顺利。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则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让更多的英国商品进入中国。然而，能进入中国市场的商品比较有限，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不受青睐。乾隆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有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

此外，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所以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做贸易之用，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20%的高税率，这也使英国大为不满。

所以，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国的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

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说：“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逆差局面，英国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没有能达到目的，于是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贪婪欲望。

于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

这就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在中英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英国最终用大炮强迫中国把当时小开的门户完全打开，使中国成为对英国等西方国家商品完全开放的市场。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从此，“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开始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在世界市场的这种发展进程中，中国终于完全卷入了历史的漩流。

中国大门的打开，中国市场的开辟，如同移民于加利福尼亚和澳洲一样，使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得以建立。马克思在1858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

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实行连接，开始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体系当中。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中国，正是被卷进近代这股漩流的一个典型案例。这股漩流是自然的，也是人造的；是必然的，也是野蛮的；是难以逃脱的劫数，也是错综交织的悲喜剧。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ozedong/20221188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