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惰性

一、古老的活化石

在中国，但凡学过一点思想政治课的人，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应该都不会陌生。它早就进入中国人解读很多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范畴。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定的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树立其上的现实基础，也是区分社会不同形态的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是这个范畴的最重要奠基者和倡导者。他们研究考察任何社会，总是首先着眼于它的物质生活方式，它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它的社会的经济结构。

对中国的考察当然也不例外。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和文章剖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在他们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著作中，都不同程度表述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看法和基本印象。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是很有益处的，也可以说发人深省，甚至振聋发聩的。

为什么说“振聋发聩”？先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几个评价就知道了。

在1850年写的《时评。1850年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称作“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就它的落后性来说，甚至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

在1857年写的《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

在1862年写的《中国记事》中，马克思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

马克思甚至还把中国比作是“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

恩格斯在1892年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还使用过“可恨的中国人”的字眼。

看了这些评价，特别是这些用语，我们会不会大感意外？会不会脊背发凉？会不会振聋发聩？

为什么说会大感意外？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伟人、“圣人”，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我们对他们的崇拜几乎是五体投地了，所以，他们对我们中国一定是无限热爱、高度赞扬、充分肯定的，他们对中国的评价一定会增加我们的高度自信，所以，怎么能够想象他们居然会如此“贬低”中国，甚至把中国当成“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呢？

为什么说会脊背发凉？因为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所用的语言，是不是近乎“尖刻”、近乎“仇视”了？尤其是把中国比作“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会不会让我们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钻到一座“密闭的棺材里”，会不会感到脊背发凉？

为什么又说会振聋发聩呢？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尖锐的评价，如此大尺度的贬斥，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感到痛楚？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清醒？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深刻反省吗？响鼓再加重槌，难道还不是振聋发聩吗？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确实没有给予赞扬。虽然他们在道义上对中国人民在近代遭遇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对中国延续上千年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却持严肃和冷峻的批判态度。

其实，就像鲁迅先生用尖刻的语言批评中国和中国人一样，我们难道能说鲁迅先生不爱国甚至卖国吗？爱国不爱国是不能简单地用批评还是颂扬来划分的。爱之深才可能恨之切，尖锐的批评并不代表不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是爱中国的，但是对于中国落后的一面，特别是对封建专制王朝的野蛮性和落后性，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也是不客气的。这样的批评，较之盲目的自信和廉价的颂扬，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历史的进程和事实吧。

公元前221年，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并吞东方六国，统一中国，建立起秦王朝。这时的秦王嬴政感到称王不足以显示尊贵，就命令臣下议论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回答说：陛下功德上古以来未尝有，古有天皇、地皇、泰皇，以泰皇最尊贵，建议称泰皇。秦王兼采三皇、五帝之号，定名皇帝，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并议定皇帝之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自称朕。由于秦王是第一个皇帝，所以称始皇帝。后世以数计，称二世、三世，希图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在很多方面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他建立中央政权机构；废分封、立郡县，建立起完整的地方行政组织；统一法制、货币、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等。这些措施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功绩毫无疑问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秦始皇的残暴也是世所公认的。焚书坑儒是古今中外迫害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案例，开创了中国长期实行思想钳制、贬抑知识分子的恶劣先例，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肯定还是否定秦始皇的残暴性，已然成为肯定还是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标尺。

秦代以降，封建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持续发展，历经多个朝代，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其间曾有多个“盛世”，创造过很多辉煌。中华民族成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得到发扬光大。

但是，一次次的王朝更迭，总也逃不脱历史兴衰的周期率，以致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称为“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

到清朝年间，出现“康雍乾盛世”。经济发展，版图扩大，人口大幅度增加，平定了国内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到清朝后期，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地阻碍新的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王朝严密禁锢人们的思想，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称这个时候的中国是“活的化石”和密闭的“木乃伊”，也并不算太过。

当然，这种严厉的态度并不意味对中国整个历史的否定，我们也不能同意对中国整个历史加以否定，我们相信马克思恩格斯不会把中国整个历史都否定掉。

毫无疑问，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曾有过辉煌的记录，但是到近代，相对于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中国却明显地落后了、衰朽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所贬斥的中国的落后性、保守性，基本上都是指近代中国的衰朽状态，而且都是在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速发展相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

对这种衰朽状态，恩格斯描述道：“这里又有这样一个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

从感情上来说，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评述，我们不免有一种酸楚、悲凉之感，但从理性上来说，还是得承认，他们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导师，但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对中国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只能肯定中国的成绩，不能指出中国的弱点。多听听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对我们清醒头脑其实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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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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