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构架

一、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了解了上述背景和过程，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问题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为了对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发表评论，借以阐发自己的理念；二是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解剖，更加透彻地解析欧洲的经济政治问题。

从这些文章中，以及其他更多的纵论天下的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具有一种宏大的视野，他们善于从世界历史的全局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又善于从全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局部和具体的事物的运动。这种博大的思维方式，构架了他们深远的世界历史进程观。

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欧洲观、中国观，我们可以归纳出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就其内涵来说，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但就其外延来说，也是人类不断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

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

在时空的变迁过程中，全世界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的发展，既有各自独特的条件、过程和特点，同时，又日益加强和丰富着它们的相互关联，并表现出某种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把握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包括每一局部社会发展及事件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这样的表述和概括，哲学味很浓，也许不一定好理解。那我们就走形象化的道路，先看看我们所在的地球，看看我们人类对于地球和世界的认识过程。

地球，作为我们人类生活的星球，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按照距太阳由近及远的次序排列，为第三颗行星。它呈扁球体，扁率1/298.257。赤道半径6378千米。公转周期365.25日，自转周期23时56分。

这些，都是当代人们对于地球的科学认识。但在过去，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印度吠陀时代，人们认为天地的中心是一座名为须弥山的大山，日月都绕此运行，太阳绕行一周即为一昼夜。

中国古代对于地球的认识体现在3种说法上。一种是始于公元前1世纪的“盖天说”，一种是始于东汉时期的“浑天说”，再一种是稍后的“宣夜说”。早期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后又发展为“天似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宣夜说认为“天无质”，“高远无极”，日月和星辰都是悬浮在空中的。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圆球形是最完美的立体几何形状，因此宇宙必定是球形的，宇宙以地为中心，而地也是球形的。后来，柏拉图的学生欧多克索斯建立了第一个宇宙的几何模型，这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壳层球模型，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五大行星和恒星分别围绕地球旋转。

到古罗马时期，亚历山大的科学家托勒密进一步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宇宙几何模型，即著名的“地球中心说”，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地处于宇宙的中心。这一观念成为基督教神学宇宙观的理论基础，一直到15世纪，才被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打破。

哥白尼是波兰的伟大科学家。他的日心说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在以太阳为中心的圆形轨道上运行，而且地球本身还在不停地自转着。哥白尼慑于教会的权威，在得出结论30多年后才出版了《天体运行论》一书。尽管如此，还是受到封建神权的疯狂反对，被列为禁书。

意大利的布鲁诺因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在监禁7年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广场。直到17世纪至19世纪，日心说逐步被科学证明。教皇才不得不解除对哥白尼著作长达300年的禁令。

14世纪至15世纪，欧洲各国商品生产日益发展，货币成为普遍的支付手段，引起对于黄金的渴求；许多封建主、贵族、大商人为了加强同东方的直接贸易联系和侵占新领土，积极鼓动和支持探寻新航路；西欧地理知识的进步，造船术和航海术的发达，为远洋航行和开辟新航路提供了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1487年至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发现了好望角；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沿迪亚士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绕过好望角，沿东非海岸进入印度洋，次年完成了通往印度的航行。

1486年，从意大利移居西班牙的哥伦布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一个大胆的主张，认为按照地圆学说，从大西洋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和印度，并认为这样航行比向东航行要近。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88名水手，分乘3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出发，经过69天的艰苦航行，于10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随后，哥伦布又向南航行到今天的古巴和海地等地，1493年3月返回西班牙。此后，哥伦布又三次西航到美洲。

1519年，葡萄牙海员麦哲伦率领船队做环球航行，他横渡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绕过美洲南端的海峡（后称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直到菲律宾群岛。他的同伴后经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返回西班牙。至此，新航路完整开辟出来，也进一步用事实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

对地球日益深入的探索，引发了对于世界的哲学思考，推动了对于人类世界的研究和认识。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曾经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述过他的世界历史观。

黑格尔（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做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他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深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最杰出的辩证法大师。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黑格尔哲学中的光辉成就，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继承。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

黑格尔认为，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的堆积，而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它的演化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冲破狭窄的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就是其中的规律之一。

黑格尔用他唯心主义的“世界精神”来解释历史，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外化。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的自由发展。他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里，“世界精神”只选择一个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即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人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日耳曼人则知道一切人都是绝对自由的。东方民族是曾经被选中而后又被抛弃的民族，因而停滞不前了。只有德意志民族是“世界精神”的完善体现和最后选中的民族。因此，世界历史同太阳的行程一致，从东方的中国开始，经过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结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确实奔涌着一条世界化的洪流，这就是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是驱动这股历史洪流的，不是什么精神和观念，而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工和各民族的互相交往。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冲破了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接下来，马克思恩格斯便举例论证了他们的这一思想。尤其值得注意并多少令我们惊喜的是，他们在例证中提及了中国，并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中相互密切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又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与世界历史联系了起来，当作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当作论述他们世界历史思想的重要例证。

所不同的是，黑格尔把他的世界历史观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臆想式的界定。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则建立在客观的物质运动基础之上，建立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动基础之上。

中国，正是在勾画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构架中，进入了思想巨匠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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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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