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能混淆的两种标准

这种内容与形式、文明与野蛮的错位，给人们的价值判断带来了困难。

究竟是从伦理的角度按道义原则进行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还是从文明类型的角度按优劣原则决定取舍的标准和发展的方向？

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的经验都证明，这两种角度和原则不能混淆。一旦混淆，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乱和错误，甚至无法做出公正的评价和合理的选择。

同时，这两种角度和原则也不能只用其一不用其二。如果只按道义原则而不按优劣原则，或者只按优劣原则而不按道义原则，就很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使事物只得到片面的反映，甚至歪曲事物的本质，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

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指出了正确使用这两种原则和标准的方法。

马克思在论述英国的统治给印度社会造成的破坏时指出：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祥和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害生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圣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

马克思这段长长的论述是针对英印关系讲的，与中国情况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精神非常明确：

对同一个事物，应该而且可以用两种原则、标准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价。从道义上、感情上，对东方文明社会遭到的破坏及人民的苦难，人们不能不感到悲伤和同情。

但从社会历史观点看，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所取代，乃是必然的趋势和要求，无论推动这种取代者的动机多么卑鄙、手段多么愚钝，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都应该肯定这种取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把西方入侵中国的过程比作打开密闭棺木的过程。打开棺木的是应该诅咒的暴力、侵略，但棺木里保存的，毕竟是一具“木乃伊”。

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就要解体，旧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一旦接触外部世界，也必然要解体和衰亡。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对西方的侵略和掠夺行径表示愤慨和谴责，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落后、封闭状态给予批评和嘲讽，并且断定，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帝国，必然要在中西矛盾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对这种必然的进程，他们经常是以肯定的态度和口吻加以论述的。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近代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绝不能简单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人类文明是在多样化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尽管在不同的时段，各种文明类型的发展水平有所不同，但这不能成为实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借口，不同文明必须友好相处，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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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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