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货币流通

一、《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并以此为中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其代表性著作是《资本论》。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恩格斯对它所做的评价。

2018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资本论》全书共3卷，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是整个《资本论》的基础部分。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使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统一起来，并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的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的1867年出版的，后两卷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帮助整理的，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可惜未能如愿。这部分后来被考茨基整理为《剩余价值学说史》，于1904年、1905年、1910年分三卷出版。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付出了整整40年的艰辛劳动。他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直到1883年3月14日在自己书桌旁的椅子上去世时，还在面前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手稿。其中有20年，马克思每天都坚持到大英博物馆去看书、查阅资料，被图书馆员称为最勤奋的读者。

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阅读了2000多册有关的经济学著作，收集了4000多种报刊，研究了大量的英国官方会议的有关文件和蓝皮书。他写的各种摘录、手稿、提纲、札记等达100多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资本论》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

有人统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共提到过680人。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位中国人，也是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叫王茂荫。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在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也查阅过有关中国的资料，并注意和研究了中国的经济现象。

提到王茂荫的地方是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在论述货币和商品流通问题时，马克思以第83条大段“附注”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的货币钞票观点。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王茂荫是什么人呢？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子怀。他出身于茶叶徽商世家，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清代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户务部、兵部、工部、吏部官员。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被学术界评价为清朝最著名的货币理论家。

王茂荫突出的事迹，是在咸丰年间，先后3次向朝廷上书，提出他关于货币的主张。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财政危机加剧，国库空虚。当时有人主张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的银钞，实际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这时，王茂荫向刚刚登基的咸丰帝呈上《条议钞法折》，提出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并指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注意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这一建议得到了咸丰帝的首肯，咸丰还将他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大臣主张铸大钱的意见，王茂荫给咸丰帝上了《论行大钱折》，认为“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意思就是，纸币虽无价值，但若能兑换并且发行量有个“定数”，它就代表一定的实际价值；而大钱本身虽有一定的价值，但因它不足值，故而它的面值是虚的。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折中还批驳了国家可以创造或任意决定货币价值的错误观点。但是，咸丰帝面对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的现实困境，还是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王茂荫三上《再议钞法折》，提了4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但是，咸丰帝看了《再议钞法折》后大为不满，认为王茂荫所言是“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加上户部军机大臣审议结论中，也指责王茂荫是“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从而导致咸丰帝下旨“严行申饬”，将王茂荫调离户部。

那么，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荫的？

据介绍，王茂荫在咸丰时期的奏折，被当时（即1857年）俄驻中国北京布道团的巴拉弟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一书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此书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在该书《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中，有关于王茂荫的情况介绍，及其关于纸币问题上书受挫而导致奏折风波的详细情况。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

在《资本论》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王茂荫曾被翻译成“万卯寅”，但译者陈启修也没把握，便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找到了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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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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