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罗号事件”——挑起战争的荒唐借口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是“亚罗号事件”。

当时身居伦敦的马克思连续发表《英中冲突》等文章，批驳英国朝野的无耻谰言。

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冲突双方的文件和事件的全部过程，明确指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英国人硬说，造成冲突的原因似乎是某些中国官员没有向英国领事提出请求而自行登上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只划艇[近海航行的帆船——编者注]，强行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并且扯下了飘扬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但是，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写的，‘这里的确有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如划艇是否悬挂着英国国旗、领事采取的措施是否完全正确等’。提出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记得，领事硬套用于这只划艇的条约规定，只适用于英国船只；可是，许多材料都表明，这只划艇，从任何正确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

在仔细研究了事件的起因、双方的理由和交涉的过程后，马克思驳斥了英方的诡辩。

对于这艘船的国籍，马克思引用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说法并予以评论：“划艇本身，则这位总督声称，在船上逮捕中国人时就认为它是一只中国船，而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只划艇是由一个中国人建造的，属于一个中国人所有，船主把这只船在英国殖民地船籍登记簿上注册，骗取到了一面英国国旗，——这大概是中国走私贩惯用的办法。”

关于所谓非法登船和扯下英国国旗问题，马克思同样引用了叶名琛的话：“贵国划艇湾泊下椗，向将旗号收下，俟开行时再行扯上，此贵国一定之章程也。到艇拿人之际，其无旗号已属明证，从何扯落。”

中方经过审理后，留下犯罪人员和见证人，然后将其余无罪人员送还。但英方拒绝接受，对中方叶名琛的函件也不予回复。

英方要求中国道歉。但“叶总督坚持无歉可道，因为没有任何错误。我们且引用他的话”：“本大臣办事人员进行逮捕时，未见任何外国旗帜，并且委派办理此案的官员在审讯犯人时，证实该艇决非外国船只，因此本大臣认为没有任何错误。”马克思评论说：“确实，这个中国人的逻辑力量是如此令人信服地把这全部问题都解决了，——显然，这里不再存在任何别的问题。”

英国将军要求举行会谈。但“中国总督答复说，按照1849年的协定，海军上将没有权利要求举行这种会议”。

“到了24日”，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攻击炮台的炮火却响起来了，有几处炮台被占领了”。

在逐个研究了“亚罗号事件”的细节后，马克思认为，中国人的陈述是富有“逻辑力量”和“令人信服”的，而英国人却制造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其借口矛盾百出，逻辑混乱，完全是“诡辩”。

马克思指出了英方的逻辑混乱：“不耐烦辩驳的英国海军上将就用武力为自己铺平通向广州总督府的道路，同时摧毁停在江面的帝国舰队。这样，这出外交兼军事的活剧就截然分成两幕：在第一幕中，借口中国总督破坏1842年的条约，开始炮轰广州；而在第二幕中，则借口那位总督顽强地坚持1849年的协定，更猛烈地继续炮轰。起先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破坏条约，后来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遵守条约。同时，就是在第一种场合下，甚至也不是借口没有给予赔偿，而只是借口没有以应有的形式给予赔偿。”这是“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

马克思引用了“英国舆论界另一家著名的报刊”的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用了“比较合乎人情和恰当的语气”：

《每日新闻》写道：“真是骇人听闻，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的被激怒了的骄横气焰复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而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闯入他们海岸的不速之客。且不说这次轰击广州的后果如何，无所顾忌地和任意地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丑恶和卑鄙的。”

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马克思梳理和叙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甚至比我们很多中国人今天所了解的事实还要细致。以下都是马克思的原文，但为了阅读方便，我多分了几段：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就已经满期了。

“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惯犯而在设法缉捕。

“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城外时，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要是我们的港口警察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隐匿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

“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我们了解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职责的缉私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

“随后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了水手，因为尽管这些人是依法逮捕的，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而招致这样严重的误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巴夏礼领事先生感到满意，他坚持要求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

“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马克思随后说道：“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

通过叙述这样的过程，马克思反复论证了亚罗号本是一只中国船，中国水师上船逮捕藏匿的中国海盗完全合理合法，英国当局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所谓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完全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借口”。

马克思指出，事件的实情“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目的就是为了编造对中国宣战的理由，同时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

马克思强调，“它们举不出一件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对中国人的‘这些指责’”。相反，“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控诉。由于英国人的入侵，“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因此，英国人所进行的完全是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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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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