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毒品贩子”帕麦斯顿的独裁政治

两次鸦片战争，都与一个英国人联系在一起，这人即帕麦斯顿。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议会围绕“亚罗号事件”和是否展开对华军事行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议会通过了对主战的帕麦斯顿内阁的不信任案。但帕麦斯顿不甘示弱，立即以解散议会来反击。议会改选后，帕麦斯顿派居然获得了下院的多数议席，于是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

马克思围绕这场斗争撰写了一组文章，如《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等。主要是评论英国政治，但因英国议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问题，所以，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不仅驳斥了英国侵略者的种种谰言，而且进一步剖析了帕麦斯顿内阁的本质，说明侵略中国的行径，绝不仅仅是某个在华官员的“偏执”，也不是一时一地的孤立事件，而是帕麦斯顿政府早有预谋的企图的实施。

帕麦斯顿，何许人也？

我们都熟知，关于国际关系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谁说的？有人说是丘吉尔说的。其实，此话最早出自帕麦斯顿之口。这句话成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所以，后来的很多英国领导人跟着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知道了这句话，对帕麦斯顿就会有大致的印象了。

帕麦斯顿，全名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1784—1865年），是英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曾三度担任外交大臣（1830—1834年，1835—1841年，1846—1851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855—1858年，1859—1865年）。是英格兰第二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帝国主义者。从1807年首次进入议会到1865年在首相任内逝世为止，帕麦斯顿经历了近60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帕麦斯顿以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和外交手腕著称。他奉行对内保守、对外扩张政策：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挑起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争夺地盘；镇压印度民族起义；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

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强硬。恰如英国近代外交史专家韦伯斯特所言：“舰队是其外交的主要工具。”帕麦斯顿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和最发达的工业做后盾，在外交上常常毫不妥协，甚至随时准备动武。

帕麦斯顿曾参与制定六条特种法律，禁止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被人们称为“禁口令”。1852年，他下令对居住在英国的各国政治流亡者进行迫害，要求司法当局暗中检查他们的来往信件，并把情况告诉给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的警察局，帮助外国警探追踪监视政治流亡者。想必当时居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也没能逃脱这种秘密监视。

帕麦斯顿是发动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到：“帕麦斯顿以利物浦的‘毒品贩子’自豪。”

早在1833年年底帕麦斯顿在担任外交大臣时，就制定了对华侵略的政策。他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训令是：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军事据点。

1839年9月底，再度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接到义律有关林则徐禁烟的报告，当即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他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

10月，帕麦斯顿根据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排除众议，力主即刻派出军舰封锁中国沿海。于是，就有了随后英国远征军前往中国的一系列行动。1840年6月，英国终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后，递交了帕麦斯顿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了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清廷被迫妥协，撤换了林则徐。但英军仍迫使广东当局订立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穿鼻草约》。

但是，贪得无厌的帕麦斯顿认为这个条约所得权益太少，遂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在璞鼎查上任之前，帕麦斯顿给了他一个详细训令，声言：“为了维持两国间持久的真诚谅解起见，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除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帕麦斯顿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的10多年中，英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仍不能满足资本的贪求。1855年登上首相宝座之后，帕麦斯顿决定以武力支持修约，增进在华特权。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他任命埃尔金伯爵为全权专使，率军向中国进发。1859年，英法两国在大沽战败。帕麦斯顿写信给外交大臣罗素说：“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

1860年，英法联军先后攻占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

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操纵了中国大约全部进口的4/5和出口的3/5。这样，帕麦斯顿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为英国在远东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奠定了基础。

“亚罗号事件”一发生，英国政坛特别是议会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错在英方，有人认为罪在中国；有人主张武力解决，教训中国，有人认为动武是野蛮行为，不能鲁莽；有人认为动武有利于英国利益，能够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有人认为对英国有害，不会扩大英国在中国的市场。

英国政坛围绕中国问题进行的这场政治斗争，既暴露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也暴露了帕麦斯顿作为战争罪魁的野蛮嘴脸，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挑起战争的险恶用心和本质。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具体评述了议会的辩论。总体上肯定开明派议员批评英国自身行为的观点和主张，批驳了主张侵略中国的议员们的荒谬言论。特别是集中揭露了帕麦斯顿的独裁统治和侵略行径。

马克思指出，还在1849年8月18日，第三次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就以恶狠狠的语气给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了如下的训令：

“不要让广州的高级官员或北京政府自我陶醉。英国政府迄今表现宽容，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软弱，而是由于它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

马克思认为，在1849年的训令里，显然就已经有了1856年炮轰广州事件的“先兆”。

马克思嘲讽曾任驻广州领事后为全权代表的包令爵士“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但是帕麦斯顿却力挺包令。所以，马克思说：“如果包令爵士真的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是由于在他背后有一位头脑冷静的白厅首脑[帕麦斯顿——编者注]鼓励了这种偏执狂，并且为了自己的目的把这种偏执狂从潜热状态煽成了吞噬一切的火焰。”

英国下院在1857年2月26日至27日和3月2日至3日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主战的实际上是少数，其言论受到开明派议员的强烈批驳。最后，议会甚至以263票对247票通过了对帕麦斯顿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帕麦斯顿不惜以解散议会来强行推行他的侵略政策。

所以，马克思指出，帕麦斯顿担任首相后，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而“战争已经成为帕麦斯顿独裁的首要条件”，帕麦斯顿唯有通过战争，才能打断英国政治获得新生命的进程，才能阻止英国人民的政治解放，才能保证他独揽国家的全部权力。所以，“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反战的林德赫斯特勋爵在辩论中引用了莎士比亚《量罪记》第二幕第二场中几句台词，被马克思转引。本来是讽刺包令的，但其实用到帕麦斯顿身上更是确切：

骄傲的世人

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也都流泪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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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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