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印度军队的“前进政策”损害了中国的尊严。毛泽东命令：中国军队单方面后撤20公里，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准开枪。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民赢得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和平时期。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雄心勃勃，要利用这个用千百万生命代价换得的和平，尽快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然而，就在这时，西南中印边境却进入极度的不稳定状态。

建国以后，在和我国接壤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友好的，但也确实有个别国家表现得不那么友好，印度便是其中之一。它在中印边境推行“前进政策”，在东段用军事力量强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中段强占了中国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西段硬把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以内，为此调兵遣将强行入侵，在我境内设置了十多个军事据点，不断挑起武装冲突，多次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1959年3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上述领土并入其版图的要求，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辞拒绝。即便如此，中国政府息事宁人，仍坚持和平解决边界事端的原则态度。

1959年的11月，北京已是寒意袭人的深秋，而江南的杭州，却依然是绿色葱笼，凉爽可人的秋风轻轻吹拂，让人觉得心舒意坦。

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正在杭州举行。中央指示我参加这次最高层的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中印边界争端。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作出过明确指示，中央最高层研究外交、军事等重大问题和举行谈判时，一定要有军队的同志参加。他还多次亲自提名要我参加一些高级的决策会议。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最高的信任，最好的学习机会也使我倍感责任的重大。

参加杭州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和我，自然，我是这其中的小字辈。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我口头汇报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我们也不断接到一线指挥员打来的电报、电话，要求对印度军队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予以还击。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

当我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严肃地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板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与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认为这是解决边界冲突最彻底的办法。但也有一些同志很纳闷，认为指挥过诸如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等重大作战的毛泽东，为什么对印度这样“软弱”呢？后来的实践才渐渐使很多同志明白。毛泽东此举决不意味着软弱，而是向全世界表明我国的和平外交方针和睦邻政策，决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国策。在国际舆论上，这将会赢得广大的同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本来，这是一个最公平最合理的建议，谁也不吃亏，最能保持一个安定的边界环境，为下一步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更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我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评论说：“中国方面迄今对印度方面是太宽容了。”

难道中国如此做法是害怕印度吗？绝对不是。其中的许多道理，在以后毛泽东的几次谈活中，都有更深刻的也更为透彻的解释。

那段时间，毛泽东在内部讲话很多，归纳起来，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意见根本有三点。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决不要别国一寸土地，但也决不允许别人霸占我们的领土。我们主张和平共处，相信和平友好共同繁荣对双方以至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

第二，我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都很落后，我们要治理好国家，把贫穷落后的祖国变成繁荣富强的国家，就必须有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和长期的努力。

第三，当时我国的主要战争威胁是来自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两个军事、经济强国，并都在大肆叫嚣反华。因此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应是美国和苏联，至于西部的印度，我们希望成为和平友好国家，使我们不至于陷入多面受敌的危境之中。不论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内建设，我们都需要和邻国建立友好睦邻政策，特别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著名政策的共同提议国之一的印度及其领导人尼赫鲁来说，更是如此。

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分析，在党内及各民主党派中，赢得了最广泛的赞同。人们看到，这位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杰出领袖，其宽广的胸怀及远见卓识着实令世界为之惊叹。

但是，印度的尼赫鲁并不能理解毛泽东出于和平大计考虑的良苦用心，反而视中国的宽容为软弱可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边境挑起事端，得寸进尺地不断蚕食中国领土。

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但这种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前线的官兵们接连不断地写信给领导，要求给入侵印军以应有的惩罚。

不断恶化的中印边境形势，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作出新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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