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句“毛主席推荐的人”，使我险处逢生。

在延安，我从毛泽东及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令我终生受益的东西。但同时也经历了许多次大的政治斗争，每一次几乎都陷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喜怒哀乐，都曾有过深刻的体验。

如果说林彪指责我执笔为朱老总写的那篇文章不过是初试党内思想斗争的风雨的话，那么，1942年到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使我备尝了在恶风浊浪中生存的艰辛。

一回到延安，对康生其人便已有耳闻，他是社会部长，是一大神秘人物，听说整人是整出了名的。大家一提康生这个名字，总是带有几分恐怖和森然。一逢有政治运动，便是他大展“才华”的良机。有人说，康生整人比杀人还狠，整共产党比整国民党还狠。这话过去只是听人家说说，后来才有了切身的体验，及至几十年后的“文革”，更是备尝康生整人之狠，自然，那是后话。

康生整人能整得你不想活，宁愿自杀。在延安，就有不少人被他整得自杀。他整共产党员，什么法西斯手段都用得出来，凡是经历过延安“抢救”运动的人提起来便谈虎色变。在“抢救”运动中，康生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四川回到延安参加“抢救”运动的人，有的受不了皮肉之苦，便乱说乱供，说四川党是国民党搞的，是假党，实际上是特务组织。康生以此为根据，便把四川党诬之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国民党。我们这些在南方局工作过的同志，也未能逃脱康生的魔掌。

“抢救运动”最早始于1942年底康生的一次报告。1942年12月1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锄奸问题的报告。这可看作他的一次整干部的动员。在这个报告中，康生极力夸大敌情，批评干部们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并提出了开始锄奸的具体任务。

此后不久，边区少数单位便开始审干。1943年4月1日夜，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政府保安处开始逮捕所谓“特务”、“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其实，早在这年的11月，康生就曾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西北公学（中央社会部办的）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1943年5月中旬的一天，康生亲自在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主持召开审干工作的干部大会，在会上让张克勤以“坦白典型”的身份，作“坦白”动员报告。康生此后便以此为经验，让张克勤四处作报告，以“感召失足者坦白”。7月15日，康生进一步加大压力，作了《抢救失足者》的煽动性报告，宣布经过3个月抢救，已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时间。警告“不愿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弄得剑拔弩张，形势非常紧张。

此时，毛泽东已经发现了康生的过火行动。7月1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康生，重申党的政策，提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搞“逼、供、信”。毛泽东指示康生要按正确路线办。但康生却阳奉阴违，背着毛泽东另搞一套，直接对抗毛泽东的指示。但由于康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他的报告便带上了极大的欺骗性。此后，延安各机关便纷纷召开“抢救”大会，出现了“抢救”高潮。不仅在延安，康生还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省的地下党都是打着红旗的国民党，即“红旗党”，都要进行“锄奸”。

我一直在重庆工作，自然不可能逃脱康生的魔掌。

一开始，康生就把我们列入了黑名单。他有句口头禅：我一看某某就知道他是个特务。及至几十年后的“文革”，他的这句口头禅更甚。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因在他眼里看着不顺，便受尽折磨，有的成为屈死鬼。

从1939年，我就长期在叶剑英、周恩来身边工作，康生要整我，不能不跟这两位领导打个招呼。

一天，正好叶剑英、周恩来都在，康生便又唱起了他的口头禅，他十分阴险地说：“这个雷英夫呀，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准是国民党特务，而且是个战略特务。”说这话时，他镜片后的两只眼闪着黑森森的光。

“不可能的嘛。”周恩来带着气愤的神情解释，“我们一起在重庆，许多核心机密工作都是他做的，从来没什么差错，而且干得很不错。他雷英夫如果是特务，我们的脑袋在重庆时怕就早搬了家了。”

叶剑英显然有点恼怒了：“康生同志不要胡来，如果象你这么个搞法，我看非搞乱不可！”

康生并不示弱，他的答话冰冷而强硬：“雷英夫是个‘三八式’，他是不是个特务，社会部会调查清楚的。”

康生之所以提出“三八式”，是因为“三八式”是抢救的重点。按照康生的逻辑，凡是三八式，都要过一遍筛子，整一整，不是特务算是一次考验，是特务便会水落石出。康生的这一逻辑，使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受了冤屈。

尽管我有叶剑英、周恩来两人帮着说话，但康生仍然不放过我。

后来，滕代远同志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他对康生说：“康生同志，不知你了解不了解，雷英夫可是叶剑英身边的工作的人员哟！”

康生有点不耐烦：“知道，知道，我早就知道。”

滕代远接着压低声音说：“那么，你知道是谁推荐他到叶参座身边工作的吗？”

康生扶了扶镜框，反问一句“怎么啦？”

滕代远提高了嗓门：“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是主席向恩来推荐给叶参座的。经办的就是我。”

“这，这我可是不知道啊！”康生显然有点慌了。

“那么，我还要告诉你，在去南方局之前，毛主席曾打算选雷英夫当自己的参谋。因工作需要，是主席把自己看中的人送到南方局的。康生同志，你看人还是要仔细一些哟。”滕代远说话声音压低了，带有几分神秘。

“这，这……”康生语无伦次，掏出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珠。滕代远一笑置之。康生几分恐惧夹杂着几分被戏弄之后的恼怒，慌慌张张找来有关人员宣布说：“雷英夫的问题全审查清楚了，现在结束审查，不要再搞了。”

被叫来的人弄不清来龙去脉，傻呆呆地望着在场的人，滕代远终于忍不住哈哈笑了，然后拂袖而去。

一句“毛主席推荐的人”，使我免受一场皮肉之苦，甚至可以说救了我一条命。这件事，几十年后康生还耿耿于怀，以至于对我再度下了毒手。

1943年的8月15日，党中央已经发现“抢救”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和恶果，为此正式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甄别所有案子。

康生夸大实情，诳报情况，对毛泽东的决定阳奉阴违，一手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责任是无可推卸的。大家都在等待康生作检查，可自始至终，康生连一句认错的话也没有，真正在全党承担责任作出检查的，还是毛泽东。他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大家的面说：“抢救运动搞错了，我毛泽东向大家赔个不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说着，毛泽东弯下了腰，向大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一次有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同志道歉，他非常慎重地对大家说：“在什么场合戴错了帽子，还要在什么场合取下来。”

毛泽东代表中央承认错误，表现了一个领袖的气魄和胸怀，表现了他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而康生，却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永久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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