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叶剑英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群英荟萃，而毛泽东是个核心，这是在历史的大风浪中形成的。王明不行。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当之无愧的杰出领袖，在当时已逐步为全党所共识。但是，自以为吃过洋面包的王明对这一历史的既成事实不以为然，一有机会，他总想尽可能地表演一番，以证明他是高居于毛泽东之上或者说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领导人。对他的拙劣表演，党内很多同志嗤之以鼻。有的表面不说什么，心里却暗暗骂他不知羞耻为何物。

但是，不可否认，王明的自我卖弄对少数同志也有过一定的欺骗性。因为当时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头上毕竟有几顶颇易迷惑人的桂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加上他有些小聪明，对马列原著中的有些篇章竟背得烂热，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能一字不漏，所以，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很得斯大林的赏识。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在中共领导人面前夸奖过他。这更助长了他的骄气傲气。

然而，斯大林毕竟也是清醒的，也是明智的，他认为王明虽很聪明，也有几分才气，但要做领袖，无论是气质、才能，在毛泽东面前都要退避三舍，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正处在十分艰苦的年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者来说，内部的团结比什么都更为重要。斯大林担心自命不凡的王明会不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长期在国内领导斗争的同志放在眼里，那样势必给党内军内造成不团结的情况。所以，早在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特意召见王明。斯大林拍着王明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告诫他：“王明同志，你长年在共产国际工作，理论上也颇有造诣。但我要明确地提醒你，你必须时时处处尊重毛泽东同志。他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真正领袖，而你的任务是协助毛泽东做好工作，任何时候可不要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哟。”

面对斯大林的告诫，王明极不自然地一笑，那种尴尬难堪的表情，给斯大林的脑海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象，这个印象最恰当不过的解释便是“担心”。以至若干年后，斯大林还常常提及王明那十分难堪的一笑。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王明回国以后，以理论权威自居，目无中央，顽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使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记得那是1939年的秋天，我刚到重庆不久，国共合作出现了逆流。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由对外转向对内的政策，制定了一整套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针对国民党的阴谋，我党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恰在这时，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中共代表团在王明率领下参加了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博古（秦邦宪）、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人。毛泽东是中共首席代表，按照惯例，坐镇延安总部指导全局。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此时在苏联治疗骨伤，不在重庆，因此，年龄不过30岁的王明成了我党在重庆的最高领导人。

王明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住在红岩新村18集团军办事处，他也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一种少年得志，洋洋得意的神气，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连与比他年龄高出一截的年长者说话，也总爱拍抚着对方的肩膀，而这常常又会给人一些不快。

此时，国共两党气氛紧张，而国际上形势也风云变幻，苏联与德国互不侵犯条约签字的墨迹未干，两国便从东西两面攻入波兰。舆论顿时哗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国内别有用心的人便借机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

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人们都想听听一贯以“理论权威”自居的王明有什么高见。一天，恰逢王明来曾家岩，大家表示了这个愿望。

王明一听显得很高兴，装腔作势地说：“好现象嘛，关心政治，勤于思考，好。不管是国际的国内的，我都有些想法，正好也很想跟大家吹吹。”

就这样，在周公馆那间会客室里，王明便海阔天空地神侃起来。他先是大段大段背诵列宁、斯大林的原话，又不着边际地谈起共产国际的内幕秘闻。至于苏联出兵波兰到底应该怎么看，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前途会怎样，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他却闪烁其辞，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自然令大家失望。王明刚走，有的同志就表现出一种失望情绪。

事情也真凑巧，就在王明来曾家岩发表高论没几天，毛泽东就国际国内局势与《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9月28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长篇文章。文章清晰明了地回答了我们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所产生的困感，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读了后同志们都觉得茅塞顿开。于是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性格直爽的李涛说：“毛泽东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就象和咱拉家常，而前几天听王明的谈话就象听天书。”

有人接着说：“嘿，如果象王明那样算是马列主义理论家，那么，我们谁都可以算一个。吃饱了饭，背背本本，然后再到处卖弄卖弄，混个理论家的头衔还不容易。”

“我就不明白，斯大林不知为什么看上了他王明。不知是斯大林乏眼力，还是咱们的水平低。”

大家正在七七八八地议论，参谋长叶剑英从红岩新村回来了，他说：“嘿，好热闹嘛，说什么哟，一个个这么激动？”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将王明几天前的表演如实作了汇报。曾希圣（对外称18集团军参谋处长）还说：“听说延安的墙报上有一段顺口溜，号召青年们学习毛泽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好象这四个人平分秋色，没啥区别。而王明又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马列主义理论家高居其他人之上。”

叶剑英马上面色肃然，带有几分气愤的神情说：“这完全是娃娃之见，一派胡言。”接着他用缓慢而郑重的语调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说是群英荟萃，而毛泽东是个核心，这是在历史的大风浪中自然形成的，王明不行！”

叶剑英顺手拿起刊有毛泽东长文的那张《新华日报》，继续说：“你们看一看，王明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文章吗？对形势他能作出这样精深的分析吗？不知你们听说没有，老蒋曾命令戴笠想办法搞了几本毛主席在延安写的书，他读得比我们有的同志还认真哩！老蒋狂妄自大，天下谁人不知？可是看完毛泽东的书，他却说，那么众多的大军阀，他一概都瞧不起，对毛泽东，他却不能不佩服。有人说，蒋介石最看得起，又最害怕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胡公（因周恩来留长须，大家称他胡公），他瞧不起王明。我看这话说得符合实际。”

说到这儿，叶剑英环视了一下大家说：“恩来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在党内外，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威望，办事非常精明干练，组织纪律性极强，有超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学识，和群众关系又十分融洽。党内外对他都十分敬重。至于王明、博古，有才华，口才不错，能背马列，但遗憾的是，对中国实际了解太少，本事不行，与毛泽东、周恩来不能相提并论。今后我们军事组的工作要以毛主席说的为准，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认真地去贯彻执行，这是个带根本方向性的问题。”

叶剑英讲完话，会议室一下子象炸开了锅。大家平时憋在肚子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一下子都抖了出来，军事组的同志长年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了解许多令我听来十分新鲜的事。有人说：“每年12月25日，蒋介石和他老婆宋美龄就故意装着不办公，不会客，专门请胡公和邓大姐到他家中叙旧，以不忘西安事变时胡公对他的救命之恩。”也有人说：“老蒋不止一次对他手下人说，周恩来是个大人才，我们就缺少象他这样的人才，可惜呀，周恩来不为我所用。”

中共南方局军事组这次放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后的革命实践，使我更进一步明白叶剑英关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句话的深刻意义。特别是朱德、周恩来等老革命家对毛泽东的敬重，更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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