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美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总率领下，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托，高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跨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开始，毛泽东和彭德怀曾考虑，让志愿军4个军分两个梯队渡江，先过去2个军、6个师、加上2个炮兵师。后来毛泽东和彭德怀考虑，为了防止敌人在我渡江时利用空军狂轰滥炸，封锁鸭绿江，造成我后梯队渡江的困难，遂改为志愿军4个军部、12个师、3个炮兵师计26万人一起渡江。当时敌人在朝鲜共有15个师42万人，第一线就有13万余人。如果首次渡江的部队少了，就不可能形成优势，取得初战的胜利。加上敌空军占绝对优势，封锁鸭绿江会给我后续部队过江造成严重困难，容易丧失战机。所以，毛泽东、彭德怀关于4个军一起渡江的决定，为初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10月19日下午，我们总参作战室的参谋们守候在电话机旁，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来自鸭绿江岸的消息。和我们一样，毛泽东的目光也在注意着鸭绿江的部队。

当晚8时20分，我们接到彭总随渡江部队已顺利过江，而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的报告时，大家兴奋极了，赶紧将这一喜讯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和我们这些参谋们粗略估算：只要我军顺利渡过江去，胜利就有了五六成的希望；渡江后再有十天八天战役展开的时间，胜利便有七八成的希望；如果敌人这时候还未发现我过江，仍昏头昏脑地向北猛进，那胜利就有了确实的把握。眼下彭总和主力部队既已渡江，敌人又未发现，那胜利就有望了。

彭总过江后，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泽东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眼下暂不发动进攻。

但是，就在彭总和金日成会谈的同一天，毛泽东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来计划，电告彭总，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

几乎是在同时，彭总在听完金日成的介绍之后，也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央军委改变原定决心。他说，目前人民军抗击美伪军北犯困难，敌人在未发现我军行动前仍在北犯冒进，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极有可能的。

领袖和将军在战略思想上如此一致，这是胜利的重要基础。等到敌机于10月25日发现我军时，我军已全部部署完毕，第一次战役下来，敌人便被赶到清川江以南。我军旗开得胜，取得了歼敌15000余人的大胜利，敌人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最终成了梦想。第二次战役下来，平壤解放，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敌人被歼36000人，又是一个大胜利。仅仅两个月，中朝军队便彻底地粉碎了美军在圣诞节前灭亡朝鲜的狂妄计划，基本完成了出兵抗美援朝的任务，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有几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第一件事，二次战役刚开始，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局势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接着，麦克阿瑟于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4点建议：一、封锁中国海岸；二、动用海军炮火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派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入朝作战；四、要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钳制性进攻。

12月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各地下达了紧急备战的指示，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战争，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各总司令“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行使总统战时权力，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的美国人，真是气势汹汹，大有不顾一切立即发动世界大战的劲头。

我们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一一送呈毛泽东。老实说，我们这些参谋们的心里不免都有几分紧张，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疯子，说不定真的会将更大规模的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时，刚刚摆脱战争苦难的祖国将重新遭到践踏，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呢？

毛泽东、周恩来看了这些情报材料，不仅没有丝毫紧张，反而出人意料之外地笑了起来。毛泽东将那些情报材料随手一掷，说：“我们的对手实在不够高明，又来玩这老一套的把戏了。美国这个靠世界大战拣洋捞儿起家的暴发户，它的领导人全是些一触即跳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周恩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决不是铁板一块，杜鲁门真的要打核战争，恐怕它的伙伴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合作的。”

果然不出毛泽东、周恩来所料，美国的恐吓政策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恰恰吓倒了它自己和它的同伙。杜鲁门的声明刚一发表，英国首相艾德礼就慌忙跑到美国和杜鲁门会谈，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联合国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美国，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有13国要求在朝鲜停火，并提出组成3人停火委员会的决议。杜鲁门没办法，只好马上公开向艾德礼保证“美国不打算使用原子弹”，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至于麦克阿瑟的建议，杜鲁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更不敢采用。相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美伪军赶过三八线以后，自视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却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一切职务，自然也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闹剧，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二次战役期间，那是我军举行反攻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美国飞机对志愿军司令部狂轰滥炸。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在敌人的轰炸中牺牲了，彭总由副司令员洪学智强拉入洞才幸免于难。当志愿军司令部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后，周总理向刘少奇报告并迅速采取措施。即暂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报告毛主席，因当时毛主席正患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挥二次战役，加上毛主席最喜欢毛岸英，总理和中央怕这噩耗来得过于突然，会影响毛主席的健康和分散毛主席的精力。直到1月2日，毛主席的感冒好了，我军也过了三八线，周总理才向毛主席写了正式报告。同时，周恩来亲自用军委名义致电志愿军司令部，要他们务必注意防空，特别是要保证彭总的安全，责成志愿军党委规定防空纪律，并指定专人负责彭总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对我们说：彭总脾气犟，别人劝他防空，他可以不听，但他党性强，只要一说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他就会二话不说，坚决执行。果然，彭总及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从此便有了保障。

第三件事，是我们通过两次战役发现，敌人的战略指挥并不怎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愚蠢之极。麦克阿瑟除了前边提到的那些错误外，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直到1964年麦克阿瑟死前写成的回忆录中，还认为第二次战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是林彪，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司令部在长春，真是贻笑大方。

第三次战役之后，我军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武器太差，战线长，机动能力差，战场补给困难，进攻作战只能打一个礼拜。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美军利用跑得快、火力强、有空中保护伞、有海上保护圈等优势，诱我主力继续南追，然后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使我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这时候，有些人，比如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也夫，被敌人的撤退假象所迷惑，力主我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赶下海去。他认为只要一追，敌人就会从朝鲜撤退，朝鲜战争即可胜利结束。

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断然拒绝了拉佐瓦也夫的建议，并且与这位大使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位大使把事情反映到斯大林那里，说打了胜仗不追击，哪有这样的司令呢？

彭老总也原原本本地把他和拉佐瓦也夫的争论报告了毛泽东。理由很简单，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已经疲劳得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的约占半数，后方补给线拉长到几百公里，物资供应跟不上，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假如冒险追击，一旦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对我军威胁极大，所以断然拒绝了这位苏联大使的意见。

毛泽东非常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并且立即把彭老总的电报转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毕竟是军事家，他一眼就看出彭老总的精于运筹。于是马上复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毫无意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说彭总“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狡猾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统帅”。斯大林还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拉佐瓦也夫，说他根本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紧接着便把拉佐瓦也夫调离了朝鲜。

1952年7月，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我军一过三八线向南走，环顾前后左右，一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情况，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我怎么能拿百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呢！”

当时，我们作战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作过一些假设：如果那时我军有制空权，有两个机动兵团，有万把辆汽车保障部队供应，那么彭总自然会大胆地实施战略追击的，会主动寻求决战，尽早把美军消灭掉或赶出去。这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拿战争开玩笑，只能实事求是地办事，断然停止战略追击。

有了三次战役经验，后来又相继发动了四、五次战役。每次战役，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挥和部署的。经过五次战役之后，到了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多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中朝两军却越战越强，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

美国深恐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会弄得美国更加难堪，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急忙忙，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中朝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维持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

于是，美国两次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说明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然后谈判议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议，考虑美国人的提议，说明美国人对侵朝战争的前途是焦急和忧虑的。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立即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张。我方立即响应，而这也正是美国人所希望的。于是1951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美国人虽然坐下来谈判了，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一会儿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高城、群南雁里一线，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没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会儿又要把几万名朝中被俘人员扣留下来，充当炮灰；一会儿又要中朝方面赔偿它的“空海军优势代价”等等，妄图重演帝国主义国家同对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梦。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是利用和谈来进一步推行其侵略计划。这套诡计对我们一点也不新鲜，蒋介石用过，马歇尔用过，一个个都失败了。

毛泽东的对策仍然是老办法：“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敌人明白，我们是企望和平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经过整整两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美帝国主义由于连续失败，内外交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停战协定宣布了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的失败，宣布了中朝两国人民军事上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美国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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