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在王家坪召见。他是普通人，又是高出所有人的巨人。

“皖南事变”后不久，叶剑英奉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临走之前，他对我说：“同我一起回延安去吧，延安会有更适合你的岗位。”

回延安，自然是让我十分高兴的事，可说心里话，一年多的虎穴斗争生活，我已爱上了这一具有神秘色彩的特殊工作。但是，既然首长要求自己回延安，作为一名首长身边的参谋，我只有服从。就这样，我随叶参谋长回到了延安。

刚回延安时，我在总部作战局当了一段副科长、科长，后来成立了作战部资科室，又去资料室当了一段时间主任。因为叶参谋长工作需要，后来又被调到他身边当了军事秘书，同时还兼着《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的编辑。

1942年6月下旬，我奉参谋长叶剑英之命，写了一篇题为《苏德战争一年》的文章，对苏德之战一年来的情况作了一些综合分析，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没想到，《解放日报》作为重要文章在突出位置连载了两天。

一天，叶剑英去看毛泽东，发现毛泽东的桌子上放着一份《解放日报》。那份报纸便刊有《苏德战争一年》的文章，上边还有毛泽东圈圈划划的标记。

谈话中，毛泽东问叶剑英：“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叶剑英探身一望，说：“看过看过，是小雷写的。”

“就是我推荐给你的那个雷娃子？”

“是的。”叶剑英连连点头。

“出息啦，有出息啦！”毛泽东一边点着火抽烟，一边赞许地点头。他接着问：“这娃娃现在怎么样啦！”

叶剑英将我从重庆回来后先当科长，当资料室主任，又给他当秘书的经历简要地作了汇报之后说：“主席给我推荐了个好人材呀！”

毛泽东笑着，微微点头：“我想见见他呢！”

叶剑英一怔，以为自己听错了，看看毛泽东在等候自己回答，才自信没有听错。马上回答说：“好，好，我马上带他来。”

在当时的延安，能受到毛泽东召见，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连一些老资格的红军战士都不易享受这份殊荣，何况我是资历很浅的新兵娃呢。所以，叶剑英的诧异，在当时也是不难理解的。

听叶剑英说要带我来见，毛泽东马上摇了摇手说：“不，还是我到你们那里去，顺便也到王家坪走走。”

消息很快在王家坪传开了。叶剑英是位机敏过人的领导者，毛泽东要召见他的秘书，这自然是很荣耀的事，所以，他显得分外高兴。

那天正逢周末，八路军总部领导为迎接毛泽东的到来，还特意组织安排了一次周末舞会。请毛主席在舞会前接见我，然后大家一起跳跳舞。

周末晚饭后，王家坪的桃树林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桃树枝已经过修剪，更显得生机盎然。陕北的六月，天黑得晚，两边的晚霞红艳艳的，平添几分喜庆的色彩。我正在想见到主席后该说点什么，突然，一只手掌拍在了我的肩膀上，回头，才发觉是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站在我的身后，叶参谋长笑着说：“主席已经来了，在等你呢！”

我顿时脸涨个通红，又兴奋又慌张。跟着朱德、叶剑英一边走，一边心里犯嘀咕：“该说点啥呢？”

正嘀咕着，一个魁伟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蓄着长发的毛泽东脸色黑里透红，两眼炯炯有神，上衣几块不起眼的小补丁，裤腿上却是两块大补丁，举止潇洒随意。几米之外，毛泽东在对我点头微笑。

“主席，这就是英夫同志。”叶剑英把我介绍给毛主席。

“认识认识。”毛主席一边笑着，一边在打量着我，脸上那长者的爱抚及温和，顷刻间使我如释重负。“英夫同志，你好吧？”

一句话，又让我不知所措了。“好，主席……”答话显然有点慌乱了。只觉得热血在往上涌，全身直冒汗。慌乱中我给主席敬了礼。毛主席向我伸出大手。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写的《苏德战争一年》我看了，很好，准确地反映了战争的情况和我党的观点，文字也通顺，有说服力、也有吸引力，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不，不，写得不好！”我头上冒着汗，对主席的夸奖感到愧不敢当。

“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的么！”毛主席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报社交给我的任务，勉强算是交了差。”我不好意思地说。

“挺好，挺好。”毛泽东望一眼叶剑英，又继续说道：“听叶参座讲，舌战群儒的演讲稿也是你执的笔，还有南方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也都是你写的？”

“不是，不是的，那是……”我忙不迭地摇头解释，可越解释越觉得语无论次。

叶剑英微微笑着说：“哎，在主席面前可不能乱谦虚哟，是你写的就是你写的么！”

我连忙趁机解释：“那两篇是我执的笔，但严格讲，版权并不属于我。方针、政策和策略是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报纸和文件上都讲过。以此为核心，结合南方斗争实际，这种结合是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和南方局完成的，也都早有文字材料，我不过是抄抄写写，剪剪贴贴，一晚上就赶出来了。稿子还较粗……”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当然咯，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抄是有的，但主要还是写的嘛，可不能小看了自己哟。叶参座舌战群儒为党立了大功，这中间自然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嘛！”

听着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我的眼睛潮湿了。

我没想到，我做了那么一点点工作，毛泽东却了解得那么清楚。你稍微有点成绩，他便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在这样的领袖身边工作，你有什么理由不拼尽全力把工作做好呢？又有什么舍不得抛弃的一己私利呢？

重回延安之后，因工作关系，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融毛泽东，而接融的机会越多，对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则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不知为什么，越是对他普通人的一面了解多了，却越发感到他的伟大不凡。作为普通人，毛泽东举止随便，甚至连给我们举手还礼也总是不经意地比划一下，他言谈的风趣和幽默常常让我们这些身边的参谋们忘记了自己是站在领袖面前。

作为伟人，他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才智，让整个天下都为之叹服，使人感觉到他是高出所有人的巨人。他对同志对朋友总是文质彬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诲人不倦；但对敌人则完全相反，不仅会发火，而且会怒吼，会骂人。

记得有一次，美国派到延安的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议论形势，议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双方谈得很不投机。

包瑞德见谈不到一起，便加重语气威胁毛泽东说：“你们最好的办法，是解散自己的政府，交出自己的军队，派个人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那里去做官，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一眼看穿包瑞德上校的任务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的赫尔利来劝降，并对我们施加压力的，于是他呼地一下站起来，愤怒地盯住这位美国人：“你再说一遍！”

这位美国佬以为毛泽东没有听清楚，便又重复说了一遍。

毛泽东用手在空中断然劈下，愤怒地说：“那么我告诉你，蒋介石是王八蛋！”那位美国佬顿时愣住了。

他在写给他的上司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中是这种说的：“1944年12月8日，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历”。

“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我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并不动怒，他异常冷静，以平静的语言来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畏、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口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美）包瑞德著）。

在接融毛泽东的过程中，我们也很少见毛泽东发这么大的火，这是高度的原则态度，这件事也叫我终生难忘。毛泽东对部下对同志，也有批评的时候，但那口气，那神态，使你能更多地品味出一种长者的慈祥，而这种慈祥，给人的感觉是那么亲切和温暖，常常让象我这样离开父母的游子想到父爱。毛泽东有一个鲜明的原则，那就是共产党员要“对敌狠，对己和”。

如果说从毛泽东那里我得到的是温暖的话，那么从另一个人那里，我感受到的却是恐惧。这个人便是林彪。不知为什么，每当想到毛泽东，我便情不自禁地想到林彪。就在对部下这个令我们最敏感的问题上，他与毛泽东的差距竟是那样大。以致很多象我这样年龄的参谋，大多都不愿意在林彪那里工作。因为他总使人觉得阴森森的，莫测高深。

我永远不会忘记，早在延安时期，我和林彪便发生过一次冲突。

那是1943年8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军事副刊以大字标题刊载了题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的文章，署名是朱德。这篇文章是根据朱老总的思路和观点，由我执笔完成的。

文章大意是说军事教育和其它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我军的战斗士气一贯较旺盛，但还应该注意掌握良好的作战技术。把旺盛的战斗士气与良好的战斗技术结合起来，部队战斗力就会大大提高。

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批评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对技术重视不够的倾向；背景是在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之后。朱老总让写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切实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在当时，既符合部队的客观实际，又利于部队的长远建设。

文章见报以后，在高级干部中反响很大，大家一致称赞朱老总这篇文章发表得非常及时。但林彪却不以为然，他明确反对朱德的观点。有意见本来跟朱老总当面谈谈不是不可以，但林彪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他别有用心地说这篇文章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的原则。这个帽子一戴，让与会的干部感到十分惊讶。从林彪的话语中，大家分明品味出一般学术之争以外的东西。

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读报纸，旁边一个参谋接电话后告诉我：“雷英夫，林彪师长叫你去一下！”

我听后心中咯噔一下，马上站起来看看那位参谋，以为是他说错了或我听错了。他看我诧异，便点点头说：“没错儿，是林彪师长叫你去。”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子胀大了。在此之前，我已听说林彪批评《解放日报》那篇文章的事，并且他已经知道那文章是我执的笔。这次叫我去，准是为了这事。

我怀着几分紧张到了王家坪林彪的住处。一踏进门槛，林彪既不问我，更不让座，劈头盖脑就是一顿训斥：“你替总司令写的那篇文章有原则性的错误，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的原则，你知道吗？文章的观点出于谁我不管，但执笔人是你，应该好好检查检查，要从世界观上找问题。”

面带怒容的林彪背着手，一边训斥一边踱步。我对林彪的批评，多少有精神准备，但这样上纲上线，我却没有想到。但慑于林彪的威严，我一句话也没敢多说，静听他训斥完便赶紧退出门外。我知道，林彪朝我一个普通小卒发火，实际是对着朱老总的。朱老总的观点是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整风精神提出来的，无非是要求军队训练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事。而林彪却为何因此而大动肝火。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公开化了的党内意见分歧。

我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将林彪的训话向朱老总和叶参谋长汇报，并且首先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某些内容可能有疏漏，某些句子可能不妥当，而引起林彪不满，自己工作做得不周。特别是因为让朱老总受指责，我感到很内疚。

朱老总听完我的汇报，安慰我说：“你不要紧张，也不必害怕，林彪的这些话是讲给我听的，文章是我授意写的，发表前我审查过，又署了我的名，文责自负，你何必忧虑呢！”

我看朱老总微笑着，心里也稍稍松了口气。

他接着说：“我们是革命队伍，在党内军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军事民主嘛。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是驳不倒的。真理究竟在谁手里，历史自有公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朱老总的宽广胸怀，使我深深叹服。

叶剑英参谋长对林彪的做法也很有意见，但他明确告诉我，要维护领导人的威望和党内的团结，对任何人都不要谈论此事。叶参谋长自觉维护党内领导人团结的做法，又给我上了一次很好的教育课。

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对林彪随意在不适当场合批评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说他对政治建军的看法也有片面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朱老总在党的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对林彪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一场由林彪引起的思想斗争的风波才就此告一段落。

为了这件事，我曾向叶参谋长提出离开延安，到基层到前线去工作，摆脱在大机关工作的复杂环境。我觉得在大机关工作虽然可以得到大首长的指示，也容易冒大风险。不如在下层干点具体工作牢靠。叶参谋长对我进行了批评，告诫我不要再提调离的问题，他还告诉我：“毛主席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你想调走，主席也不会同意。至于想下基层锻炼，这不用着急，将来有的是机会。”

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提到毛主席，我思想上的诸多烦恼便云散烟消。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一种幸福和荣耀，于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又有什么理由为一时的不愉快而离开延安呢！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心理占了主导地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我再也不敢也不原意轻易提出调离统帅部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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