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泽东说：叶剑英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长征时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红军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在重庆舌战群儒，打了大胜仗。

自我1939年到重庆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两党和军队之间制造的磨擦与日俱增，而我党和军队针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行为所开展的反磨擦斗争也变得越来越严峻。对我们这些在重庆工作的同志来说，对敌斗争一天比一天显得艰难和曲折。

1939年12月，蒋介石怂恿阎锡山两个军四个旅在日军5000余人配合下在山西进攻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决死队，摧残当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队攻占了边区所属的宁县、镇远等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1939年冬至1940年初，蒋介石明火执仗，下令39集团军石友三部进攻冀南等地区我驻军，下令97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区八路军总部。与此同时，抗日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被杀害的事件屡屡发生……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对根据地抗日军民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十六字原则一声令下，我抗日军民对来犯者以迎头痛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的进攻，把专搞磨擦的何绍南部赶出了绥德警备区，1940年又消灭了朱怀冰部三个师。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他历来视共产党、八路军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千方百计寻找种种借口要对共产党及其军队再度下手。

这是蒋介石及其幕僚们在他们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1940年2月底，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在重庆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邀请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会议主题是检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冬季攻势的作战问题。

蒋介石知道：新四军参谋长在江北前线正在指挥对日寇的作战，无法赶来重庆参加会议；叶剑英前几天雨夜在由红岩村返回曾家岩的山路上摔伤了胳膊，眼下正在治疗中，有可能不能到会；如果由别人代替，那么只能听发言而没有发言权，这是会议的特殊规定。以此推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只能凭人摆布了。

这，便是蒋介石及他的幕僚们的如意算盘，这次会议，他们将要开成一个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动员会。而共产党人，当时并不知道蒋介石的真实用心。

此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不在重庆，到底去不去参加会议，参谋长叶剑英召集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立即研究。会上，围绕叶剑英是否赴会，形成了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不去。理由主要两条。一是国民党的会议无非是例行公事，向来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白白浪费时间、精力，这已是常规了。二是叶剑英有伤，胳膊骨折，正好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

第二种意见认为可去可不去，既然他们邀请了，去坐坐压个阵也没啥不好。

第三种意见是我和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我们认为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刚近尾声，必不甘心眼前的失败，很可能在策划更大的阴谋，这一点不能不防。何况对方明知八路军、新四军的两个参谋长都可能无法赴会，却又做出了军参谋长以下不准发言的特殊规定。望着胳臂缠有绷带的叶剑英，我比较肯定地说：“我认为，叶参谋长不但要去，而且要准备去应付一场恶战。如此，事前要摸清情况，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用另一只手托着受伤的胳臂，慢慢地踱着步，略作思索之后说：“嗯，我同意小雷的意见。”他决心带病参加会议并对我们说：“你们立即分头去调查一下蒋介石有什么活动？各战区都是什么人来了？蒋介石在军事政治方面有何新的动向？我们的策略应该有何变化？一切要求准确、及时、迅速。”

叶剑英将这些意见立即向中共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作了汇报。当时在重庆的博古、董必武同志完全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并要求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

得到中共南方局批准后，我们军事组立即夜以继日地展开工作，从各方面搜集情报，摸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各方面的情报很快汇总到一起了，大量材料表明：蒋介石召开这次会议矛头直指共产党，他准备利用这次会议宣布18集团军的“罪状”，主要罪状是“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制造磨擦”、“破坏军令政令”。情报材料还表明，蒋介石近日已连续召见国民党的各军参谋长，向他们面授机宜，要他们对可能赴会的叶剑英群起而攻之。如若叶剑英不赴会，将全体声讨共产党。以“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违反军纪军令”的罪名，在全国掀起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

如此险恶的用心，立即激起所有同志的极大愤慨，叶剑英挥动拳头，一字一顿地对大家说了八个字：“针锋相对，坚决反击！”

恰在这时，中共南方局传来了延安的指示：毛主席完全同意叶剑英带伤赴会，并要求我们做好准备，将计就计，利用这次会议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对他们的诬陷之词坚决给予回击！

如何挫败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叶剑英在曾家岩50号的会议室里，一边踱步，一边反复琢磨着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为坚持抗战，毛泽东曾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三大口号，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叶剑英认为，要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他的主持下，我们详细研究了对蒋斗争的方案，研究采取后发制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在会议上我们应表现的姿态是拥蒋抗日、反对磨擦、表面缓和、实则强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关于怎样利用蒋何之间的相互矛盾？我们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确定了“拥蒋反何，促蒋抗日，给蒋以台阶”、“何反我反，何和我和，如果何不出头反共，我亦不提何的名字”等具体策略。

方针原则确定了，我和军事组的同志挑灯夜战，连续奋战数个昼夜，整理资料，收集证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最后，叶参谋长提名让我执笔为他写了几个原始部件，准备在蒋介石发言后立刻加工写成最后发言稿。

1940年3月初的一天，蒋介石经过精心筹备的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如期在重庆召开了。会议室外，几十辆漆黑铮亮的小轿车挤满了停车场，穿着笔挺军服的将军们一个个走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当一百多名将军依次坐定后，叶剑英环视着肃穆森然的会场；会场正中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及蒋介石的半身戎装像，半身像下的高背椅子空着，那是留给蒋介石的。将军们一个个正襟危坐，等待着蒋介石入席。已经很明显，这是一个100∶1的态势，彼强我弱，彼众我寡。他不动声色，沉着镇定地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

“唰”的一声，一百多名将军齐刷刷站立。将介石在待从们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步入会场。他着一身戎装，在正中的主席位置站定用阴郁中又带有几分犀利的目光扫了一下到会的将军们，然后用他很浓的浙江口音说：“坐吧！”随后，他两手轻轻向下一压，自己的屁股先坐在了椅子上。

会议由军委会副参谋长刘斐掌握时间，他特意宣布，奉委员长之命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多，军以下参谋长没有发言权，集团军以上参谋长发言不得超过30分钟。叶剑英自然明白这规定的弦外之音，那是让国民党的声音充斥整个会议，而代表共产党的叶剑英只能有30分钟的发言机会。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的预谋。

蒋介石首先开始训话，他以严厉的口气宣布会议宗旨：“今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在用阴森冷峻的目光环视会场之后，他提高了嗓门说：“据很多人向我报告，这次打得不好的原因，主要是18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掩护叛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不法行为造成的。当然咯，他们报告的这些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是要调查的，我们要整肃军纪。”蒋介石戛然而止，眼光盯着叶剑英的座位，随着黯淡的眼神一闪，腮帮子鼓了一鼓，那是在暗暗地咬牙。

蒋介石不太长的训话如一个动员令，会场上一些人顷刻鼓噪起来，第一个跳起来发言的是天水行营的盛文。

他说：“我们第二战区没能完成任务，是因为新军叛变，而18集团军公开掩护他们，反过来袭击我军，不让民众与我军接近，致使我军处境十分困难。冀察战区的鹿钟麟、石友三、朱怀冰等，也都分别受到18集团军的袭击，我完全拥护蒋委员长要彻底追查责任，严整军令军纪的决策。”

一俟盛文气呼呼地坐下，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第34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闿等拍案而起，他们或侃侃不绝，或吵吵嚷嚷，内容只有一个，历数18集团军的“罪状”，要求讨伐18集团军。

城府很深的蒋介石始终绷紧着面孔。

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对讲话者或赞许、或鼓励，或示意其继续加大攻击分量。作为这场戏的总导演，对这一阵子开场锣鼓他显然是满意的。

何应钦与蒋介石有区别，他狡黠，眼球骨碌碌转个不止，时时吊起嘴角，绽出似笑非笑的纹路。他明白，这场连珠炮似的发言，不过是开场锣鼓，好看的戏还在后边。他的目光在叶剑英脸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他发现，这位共产党的参谋长扳紧的面孔时时掠过一丝冷笑，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也眯成一道逢儿，使人难以窥测他的内心世界。

久经沙场的叶剑英面对强手，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沉默。他一天没发言。然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军们都明白，叶剑英不会沉默，眼下的沉默愈久，反而愈增添几分令人生畏的气氛。

散会回来，叶剑英立即召集我们军事组开紧急会议，结合会议上国民党对我军的攻击研究对策，调整补充已经准备好的材科。他指令由我完成论战讲演稿。他抚着我的肩膀说：“毛主席派你到我身边来，就是知道我需要你。毛主席提出的原则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结合中共南方局的实际，即以抗战大局为重，拥蒋反何。粉碎蒋介石扩大反共磨擦的阴谋，还要叫他有苦说不出。”

按照叶参谋长的指示，我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在第二天会议开始前，把演讲稿交给了叶参谋长。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国民党的有关将军们大都已经发言，与会者拭目以待，看叶剑英怎样动作。

“委员长，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磨擦问题。”叶剑英望定蒋介石，两人目光碰接，彼此点了点头。“我首先谈作战问题，众所周知，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日的重心。从战略上讲，18集团军坚持在华北抗战。在这个战场不斗争一天也呆不住，怎么可能是游而不击呢？18集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和蒋委员长的命令积极奋战，花费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仅到1939年5月，八路军就作战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歼敌八万四千余人……”叶剑英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头一天还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将领，此刻掩饰不住心中的恐慌。而蒋介石对于叶剑英列举的铁一般的事实，否也不是，不否也不是。那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不管国民党承认不承认，那都是客观存在。开始他还目光直视叶剑英，后来干脆垂下眼皮作静听状。而叶剑英明白，老蒋只有在觉得理上有亏时，才可能耷拉下眼皮。更何况叶剑英已有言在先，他的作战行动无不是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办的，如果站起批驳叶剑英，岂不是明明白白在否定自己？

紧接着，叶剑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蒋介石及其心腹们更加难堪。他说：“诸位不会不知道，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中，有共同社一篇广播稿，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在和我18集团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作了悲壮无比的牺牲’，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由于18集团军战绩辉煌，多次受到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叶剑英边说边取出一份份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嘉奖电大声宣读。读罢，也将目光横扫全场，然后一字一顿地朗声说道：“很多人向蒋委员长报告，说18集团军是游而不击，对委员长的这些嘉奖电令，不知是诸位没有看到，还是居心叵测！”

与会者你看我，我看你，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嘀铃”一声，掌握会议发言时间的军委会副参谋长刘斐按响电铃，用官腔宣布：“按照规定，30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

叶剑英不看刘斐，把眼睛直盯紧了蒋介石：“委座，你要求彻底追查的问题我还没讲，怎么办？”

蒋介石无可奈何望住刘斐：“这样子吧，继续讲下去吧。”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磨擦问题。”叶剑英首先承认各战区和集团所提出的磨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尔后分析磨擦原因。讲到国民党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18集团军时，蒋介石猛地掀起眼皮：“怎么，竟有这样的事？”

“有。”叶剑英马上把缴获张荫梧和日伪军勾结的来往电文和原始信件从皮包里拿出来，然后一件件宣读，读完后双手呈递蒋介石过目。蒋介石低头一件件审示信件，看毕，气急败坏地“嘿”了一声。当着众将军的面，蒋介石“嘿”出了声，这不能不是他情绪颓丧的失态。

全场顿时哗然，那些尚有民族之心的将军们便趁势轰然而起，大骂张荫梧与汉奸无二致，对18集团军表示同情。叶剑英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讲话之后，那些比较正直、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将军们率先起立表示敬意。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在一片桌椅错动声中，起立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是绝大多数。蒋介石不由自主地抬起屁股，他起立得很慢，并且愠怒地瞪了一眼何应钦。何应钦急中生智，马上又瞪了一眼刘斐。刘斐还算有眼色，立刻宣布“散会”。蒋介石显然觉得大丢了面子，未及侍从为他披上斗篷便拂袖而去。本来，他计划将这次会议作为讨伐共产党、八路军的动员会的。没想到竟然被叶剑英赢了主动，唱了主角，他十分恼怒他的一些不争气的部下，使他的计划不能如期实施。

蒋介石愤怒也罢，气恨也罢，他的计划宣告失败了。这次反共高潮终于推迟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使我军为挫败蒋介石的阴谋有了足够的准备。

叶剑英那天参加蒋介石的参谋长会议归来，大家一起涌了上去，年轻人高兴地喊着：“我们打了个大胜仗，大胜仗啊！”

大家正谈得热烈，忽然蒋介石侍从室来电话，让叶剑英不要外出，说委员长请他吃饭。参谋们猜测，这顿饭要么是硬的不行来软的，要么是大会不认输小会再干一场。叶剑英刮好胡子、穿戴整齐，正待赴宴，忽然电话铃声响了，又是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来的，称委座今晚有急事，晚宴就取消了。蒋介石何以改弦更张，人们互相猜测着，谁也没猜中个中的秘密。

四十年后，蒋介石和叶剑英两位当事人相继去世，谜底才算揭开。日本和台湾国民党联合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有蒋介石1940年3月7日亲笔草拟的对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训示。这是在叶剑英发言前拟定的，罗列了18集团军五大“罪状”，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做准备。开会前，他吩咐侍从室给叶剑英打电话。不料，叶剑英的一席发言，竟使他大为光火，一回家便问侍从电话打了没有，侍从说刚刚打过。蒋介石所列的五大“罪状”被叶剑英已一一驳倒，还搞什么“训示”？搞不了“训示”，还请哪门子客？

叶剑英不曾吃上蒋介石的请，却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称赞。

事后，董必武眯着笑眼，胡子在嘴角欢快地蠕动着说：“叶参座，打了个大胜仗，这叫做叶剑英舌战群儒。”

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时，毛泽东亲自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曾讲了这样一段话：“叶剑英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长征时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红军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他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为我军赢得了时间，这是个大胜仗。他的这篇讲话，建议参加‘七大’的有关各战区领导都看一看。我说此人大事不糊涂。。”

对叶剑英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最高的赞誉。而叶剑英逢人却说，我所做的每一点工作都是按主席的指示进行的，我不过是主席大政方略的执行者。这，既是谦词，同时也是叶剑英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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