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泽东说：万一谈判不成，无非象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象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在延安，在电报发出之前，在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关也确实有过一场争论。可以说，相当多的领导人是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的，他们所考虑和担心的问题是共同的：毛主席的安全有保障吗？尽管有美、苏的诺言，还有张治中关于对主席安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声言，可一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究竟作何打算，谁又能预测呢？张学良、杨虎城、叶挺、李济深、胡汉民等，或被关，或被杀，都不已经成为前车之鉴吗？万一蒋介石耍流氓手段，扣押毛泽东做人质，甚至采取更毒辣的手法，我们岂不悔之晚矣！

在中央高层会议上，毛泽东微笑着，从容镇定地向大家分析形势，他说：“大家应该明白，蒋介石这次邀请的目的不在诱捕，而在于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党派我去谈判，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那他就彻底输了，他坚持内战的反共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象历史上的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象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斗得越凶，仗打得越好，我也就越安全。”

毛泽东的话说服了大家。中央书记处最终同意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领导层的意见统一了，但怎么向全国党员和人民群众解释，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在离开延安去重庆之前，毛泽东一夜也未曾合眼。是啊，他要去与蒋介石谈判了，那是一个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的地方，延安人民能放心地让他去吗？当然不能。如果让人民为自己的安全而牵肠挂肚，他能好受吗？唯一消除大家疑虑的办法，就是统一全党的认识，让千千万万的党员去把这个问题向人民讲清楚。整整一个夜晚他没有合眼，起草了发给党内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第二天，东边的天际刚挂起第一抹朝霞，周恩来便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恩来，找我有事？”毛泽东舒展着胳膊问道。

“看吧，昨天晚上的电报，都称十万火急，并且都要你过目。”周恩来把一大叠电报放在毛泽东面前。

这些电报是一大批我军高级将领从前线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周恩来随手抽出几张念起来：

“蒋介石一面备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这是个大阴谋！”

“请毛主席不要去重庆，顶多周副主席去就行了……”

“周副主席现在也不能去，中央任何领导都不能去！”

电报未念完，毛泽东笑了：“我们这些同志啊，都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怎么说起话来天真得象小孩子呢？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重庆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

周恩来微笑着说：“电报是将领们发来的，可工作更难做的是延安人民。今天天还没有亮，延安人民已派来好几十人向我进谏，说啥也不能让主席去重庆。”

“如此看来，我们很有必要向延安和解放区军民分析一下日本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的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对策了。一句话，我们要告诉人民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也更不要松解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警惕。”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叠草稿递给了周恩来。“这是我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下午书记处开会讨论之前，你先看看提提意见。”

毛泽东这份通知详尽地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对赴重庆谈判的重大意义阐释得异常具体，老实说，对于重庆谈判，不要说我们这些青年参谋、干事、秘书，就是一些领导同志，脑子里也是七上八下，并不清楚它的伟大意义。如果这个问题弄不清楚，就会影响我党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甚至削弱部队战斗力，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望的。毛主席起草的这份通知拨开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使一些存有疑虑的同志眼界豁然开朗了。

1945年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专程从重庆来延安迎接毛泽东。赫尔利在离开重庆之前，还专门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声称他“深得国共两党信赖”，“有幸陪毛泽东来渝谈判”等等。

毛泽东看完赫尔利特意托周恩来转来的机场讲话，不无讥讽地说：“这位大使生先竟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我们什么时候信赖过他？什么时候又请他来延安接我的？这位先生大概忘记了我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里的那句话：‘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尔利还说重庆今晚有大雾，明天离开延安；今晚想跟你好好谈谈。”毛泽东大手一挥说：“请告诉他，有话到重庆说，陪他聊天，我没那个闲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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