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勤政殿召见，菊香书屋论兵。

自从毛主席、党中央看穿了美蒋的军队调处是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军调部的机构要进行精简之前，我趁机向领导提出到前线到基层下放锻炼，因为我深知自己从参军起一直在统帅部工作，缺乏基层特别是前线实战经验，不利用这个时间下去锻炼锻炼补课，将来工作中就容易犯错误。但上级开始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有批准我的要求。1946年10月，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再次提出到前线去锻炼，意外地得到了叶剑英的批准。不过叶剑英找我谈话时，却这样告诉我：“去前线下放锻炼是可以的，也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但要有个条件，那就是随叫随回来，不能讲价钱。”我高兴地点着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在华野十纵（第二十八军），我一直在团和师里工作，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等许多重要战役战斗，确实体验了炮火连天的战地生活。打完福州后，全国已基本解放，周恩来发电报调我回来，一开始准备要我随姬鹏飞大使去英国做武官，后来未能成行。周恩来总理要我到他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兼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和总参作战室主任。

1950年6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开会。会议休息时，总理突然叫住了我，说主席马上要见我。我显得很激动，因为自从去了前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单独和主席在一起了。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正抽烟，见我过来，连忙拍着身边的沙发说：“这不是我们的雷娃子吗，来，坐这边来。”我高兴地在他身边坐下来。他问我：“这几年都去什么地方了？”

我回答说：“到基层锻炼去了！”

主席问：“在哪个部队？”我回答说：“在宋时轮领导的华野十纵。”

主席问：“在机关还是在基层？”

我说：“在师和团，主要时间在团。福州解放以后搞了一段军管会工作，一直想到最基层的连队干干，可上边不让，说只准在团以上单位。”

听到这儿，主席很有兴趣地问：“这是为什么？”

我回答说：“上边说这是根据陈老总的指示，理由是我在军委当过科长，在军调部当过代处长，在敌我双方都是较有影响的人物，怕我下去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向军委交待。”

毛主席笑了：“这个陈毅，考虑问题还蛮周到的嘛！”他接着问：“那你当没当过团长？”

我说：“当了团长，又是领导又是学生。”

毛主席点着头说：“好，当了就好，团是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当了一团之长，便能得到多方面的带兵经验。你那个团在华东参加了哪些大的战役？”

我说：“华东一些大的战役基本都参加了。”

毛主席眯起了眼睛：“在前线整天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害怕吗？”

我真没想到主席会提出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奇怪的问题，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只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怕，可也有点怕！”

毛主席表现出更浓的兴趣：“细细说来，到底怎么个又怕又不怕？”

我说：“从战略上讲，我们是革命军队，打的是正义战争，又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终归是要战胜敌人的。没什么可怕的。但是，从某些局部，某些战术上，情势对我不利时，也确实有点怕，怕因自己没经验给部队造成损失。具体说来有五怕：一怕打败仗；二怕完不成任务；三怕误人子弟（一个兵从出生到参军，群众要花费多少心血，如果因指挥失误牺牲了战士生命，怎么向人民交待）；四怕当戈尔洛夫（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司令，老保守）；五怕给毛主席和军委机关丢脸。有段时间我发现，部队对大机关下来的人不大欢迎，说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空空洞洞，夸夸其谈。因此我很怕干不好，给毛主席和领导脸上抹黑。可工作一段后发现，怕与不怕也是相互转化的。开始怕，是因为心里没底，有了经验就不怕了。有的是开始不怕，傻大胆，打了败仗吃了苦头才怕起来。有时成功与失败会反复多次，稍不注意，胜仗之后就是败仗；败仗之后注意总结经验，虚心办事，就可能又打胜仗。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按客观规律去办事，才能少吃苦头……”

听到这儿，毛主席靠在沙发上，哈哈大笑起来。主席这一笑，我的脸顿时红了，赶忙说：“主席，我说得太多了，很不成熟，让您笑话了。”

主席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雷呀，我看你下部队锻炼没有白去，有收获，你说的是心里话，老实话。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怕，那是靠不住的，不是吹牛便是空洞的乐观主义，是对工作的不负责。我们现在是胜利者，权力很大，捧场的人很多，可同样有许多让人害怕的事情。特别是有很多工作，比如经济、外交等，都是我们接触不多的，可形势又逼着我们去干，你说怎么能不怕呢？因此大家都要兢兢业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老老实实工作。害怕没关系，只要变压力为动力，就能转化为不怕，千万不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就是军事工作，我们当了几十年的兵，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了。但如何搞现代化、正规化，如何使用飞机、军舰、大炮、坦克打现代战争，我们就不会，不虚心学习行吗？”

谈到此，毛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今天还要开会，找个时间咱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主席勤政殿的这次谈话，象过电影似地，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那深情的目光，那亲切的话语，那满怀希望的嘱托，成为我做好工作的一种无形的动力。那时候，能被主席召见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事后，叶剑英对我说：“小雷啊，主席这次当面考试你，看你老实不老实，你的试卷答得蛮不错的嘛！”

我自觉很不好意思，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忘记了自己的身分忘记了谈话的对象。时间过了很久，我还为那次召见自己说得过多而内疚。

如果照叶帅说法，这次召见是一次面试，可以称之为“勤政殿对应”的话，那么两个月后，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召见，则是一次更严格更现实的考试。

就在毛泽东于中南海勤政殿召见我的第二天，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非常顺利，6月28日便解放了汉城。受美国人扶植的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眼看摇摇欲坠。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唯恐南朝鲜伪政权一旦垮台，会在整个亚洲引起连锁反应。

6月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又占领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三天以后，美国又派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朝鲜地面作战，随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由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任总司令。这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到1950年8月初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迫使美军和李承晚伪军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等待着朝鲜实现统一的那一天到来。

一位苏联军事代表眉飞色舞地在北京对周恩来总理说：“人民军稳操胜券，要不了几天，李承晚伪军便土崩瓦解，朝鲜全境统一指日可待。”记得周恩来对这位苏联人的话没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了一句“那好”。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并不象苏联人那样乐观，显得冷静而镇定，我们常见他在一幅军用地图前踱步。他曾这样说过：现在朝鲜人民军应该做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励，最后一鼓作气，解放整个朝鲜。越是在这时候，越是要预防不测。

对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毛泽东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就在毛泽东的目光紧盯着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的时候，我作为周总理的军事秘书、总参作战室的主任，和作战室的参谋们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常常彻夜不眠地关注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总参作战室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一排平房内，平时戒备极严，人们戏称是“白虎节堂”。此时正是酷暑八月，参谋们冒着酷热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形势，气氛显得肃穆紧张。

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已经证实：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到了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的文告宣布：1950年的8月将是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月份。或许出于军人的本能，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却生出莫名的疑虑和隐忧来。

“主力全调到釜山三角洲，后方不全空了吗？”不知是谁半带惊讶地冒出了一句。随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

“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显然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可这两个师至今未动啊！”

“朝鲜的地形很象一个长长的冬瓜，这地形可潜伏着危险啊！”说话人拦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地图上切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确，敌人会不会抄人民军的后路。

这一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已完全证实，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及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已到达东京，这将预示着美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我立即提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并分两组对抗作业，然后将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提供中央首长决策参考。

讨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多钟，意见共归纳出六条，但集中到一点：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处于南部的朝鲜人民军将处在被包围的危险中。对美军可能登陆的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选择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些意见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在对大量资料和客观事实的周密研究后得出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后来的回忆录证实，就在我们预测美军动向的同一天，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骄矜自信的口气对总统顾问哈里曼说：“请马上告诉总统，如果他能满足我的要求，批准我实施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我将用在南面的第8集团军为铁锤，用在北面登陆的第10军团为砧，把北朝鲜的军队砸个粉碎。”后来，杜鲁门果然批准了他的这个登陆计划。在选择登陆地点时，麦克阿瑟也曾考虑过元山、群山和仁川等地，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川，尽管仁川存在着登陆作战最忌讳的诸多不利条件。仁川港是朝鲜西海岸距汉城西南30多公里处的一个重要港口。西海岸平均水深39.3米，比水深3699米的东海岸相差100倍。但西海岸的潮差特别大，涨潮时高差达11.2米，落潮后海面至港口可出现24公里的淤泥滩，在这里实施登陆作战，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这就使登陆时间的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而美军专家为麦克阿瑟提供的九月、十月、十一月的三个登陆时间，以9月15日为最佳。麦克阿瑟不顾军方首脑们的反对，决定冒险在仁川登陆。在东京论证作战方案时他曾说：“你们关于在仁川登陆的各种不利条件，恰恰正是本人确信此役必成之所在。”

麦克阿瑟的这种分析判断和最终决策，早在我们这些年轻参谋的预测之中。但预测毕竟是预测，我们的分析不过是依据一般的情报材料和作战规律得出的结论，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我们不可能有所知晓。要不要将我们整理出来的六条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决策人，我不禁产生了几分犹豫。

当然，这种犹豫更多的是对所提意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而担心。这不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事务，它可能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我知道，我军从红军时期开始，虽然军事民主早已成为光荣传统，但决定战略战术的最终是统帅人物。作为参谋人员可以为决策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工作，直接参与大政方针决策的事，可以说极少。现在我们的这些意见显然超出了情况资料的范围，一旦提出，就意味着直接参与决策指挥。

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种情况：眼下已经建国了，统帅已经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和作战了，更多的则是考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建设，作为首脑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决策当好参谋。何况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我们，要注意朝鲜情况的变化。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把六条意见首先报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于是当天晚上十点左右我回到西华厅对周总理说：“总理，我们作战室的同志对朝鲜战争作了研究，认为眼下潜伏着很大危险。”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以略带惊疑的目光看着我：“怎么，有什么重要发现吗？”

我说：“美军很可能要在朝鲜半岛实行登陆作战，登陆地点最大可能是在仁川。具体我们研究了六条理由。”

周恩来以审慎的目光看着我：“详细说说看。”

我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非常认真地汇报说：“麦克阿瑟眼下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了一下，平均每8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师差不多两万人。现在李承晚伪军龟缩在洛东江以东地区，釜山解放指日可待。可美伪的这二十几万部队既不撤退，也不往一线增援，固守这一片滩头，到底要干什么？从战略上看，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把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吸引到南线来。如果这种判断能够成立的话，这其中便隐藏着极为险恶的战略意图。”

周恩来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第二，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战斗力很强。眼下南朝鲜部队处在险境，可据情报证实，这两个师却没有任何去南朝鲜增援的迹象，而这两个师中，一个师就是海军陆战队。”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他的目光瞄向仁川当面的那片海域。不论从美伪军的兵力部署，还是从朝鲜整个地理地形看，仁川都将是敌人登陆地点的最佳选择。这里东西海岸的距离很小，一旦登陆完成，便很容易将南北朝鲜拦腰切断，而处于南部一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将完全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周恩来的眉毛拧紧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麦克阿瑟这个冒险将军看来确实要在仁川再显身手了。”

我继续汇报：“再说麦克阿瑟和他的第8集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善于登陆作战而著称的，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曾吃了他不少苦头。就麦克阿瑟本人来讲，素来是敢冒险的，为此他与总统杜鲁门曾多次有过口角。比如，当年他搞登陆作战，攻占尼多罗岛、吕宋岛以及其它岛屿时，五角大楼都说风险太大，但他每次都力陈己见，最终都实现了计划，完成了登陆。”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微微点着头说：“现在麦克阿瑟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位高权重，按照他的禀性，要冒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风险，恐怕更有可能了。”

我说：“第四条便是我们对朝鲜地形的分析。朝鲜半岛南北长约1000公里，而东西最窄处仅有200公里，最有利于分割。而且可供登陆的地点很多，比如元山、镇南浦、仁川、群山。”

我略作沉思，对登陆地点的回答显得异常慎重：“现在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全部投入到釜山一带，后方很空虚，我们分析：西海岸的仁川是美军的最佳登陆地点。”

“为什么？”周恩来问。

“因为这里人民军部队少；这里既是汉城的外港，又是战略要地；这里的潮水落差大，地势危险且复杂，很可能因这样一个原因被朝鲜人民军所忽视。而麦克阿瑟恰恰又是一个善于冒险且善搞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的人物，那么选择仁川便完全符合麦克阿瑟的个性。”

周恩来点头示意我说完。

“这第六条也同样是很重要的因素。眼下无论是朝鲜还是苏联，似乎都沉浸在一片迎接胜利的气氛中，好象明天早上朝鲜就会统一了。报纸发社论，金日成发文告，表面看形势一派大好，其实在这大好形势之下，潜藏着极大的危险。一旦人民军被切断退路，就可能陷入绝境。对苏联和朝鲜目前的心态，美国人是很清楚的。美英最近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等地又抽调海空军到朝鲜海峡来，又是登陆作战的一个明显征候。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正在筹划更大的阴谋……”

我话未说完，只见周恩来大步走向电话机。恰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我是周恩来。啊，主席。”周恩来手握听筒，看了我一眼说：“刚才雷英夫同志到我这儿来，讲了他们总参作战室对朝鲜战争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他们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是的，我认为很有道理。好，我马上带他去见你。”

“英夫同志，你跟我马上去见毛主席。”周恩来放下听筒，马上带我朝屋外走去。

事后我才知道，美军的这步险棋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了。当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时候，他没有被当时的胜利所陶醉，而是提出朝鲜人民军应该休整，对战局作个客观准确的估计。当金日成的文告及朝鲜报纸的社论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时候，他却说，现在根本不是谈胜利的时候，朝鲜领导人及人民军应立即冷静下来。当美伪军队陈兵釜山一线，引而不发，杜鲁门又亲派顾问到了东京的时候，他预测战争很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未雨绸缪，早在半个多月前，他就对今日的朝鲜战局有所估计。因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好轻易下结论，但有些工作毛泽东已经在做了。1950年8月5日他命令，东北边防军务必在8月份完成战争准备，以防不测。8月18日，他再次要求：“务于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

此时已是8月23日。毛泽东正在菊香书屋仔细研究关于美军最新动态的一大摞电报。他打电话给周恩来，是想彼此交换一下关于朝鲜战局的意见，没想到周恩来几句关于作战室见解的话，正是他数日来在反复琢磨思考的问题。

在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听我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六条意见，他还不时用铅笔在面前的稿笺上写上几笔。

我一口气汇报完毕，毛泽东只是不住点头，没有插话，两眼一直在看着我，末了郑重地讲了六个字：“有道理，很重要。”

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相同的看法后，毛泽东起身在屋内踱步。他一边抽烟一边说：“据报告，美、英舰队正在向朝鲜海峡调动，飞机也在调动，看来美军如有大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最近。”说完，毛泽东把征询的目光投向我。

我鼓足了勇气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席，对美军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日，美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天实施仁川登陆。”

“啊，如此精确。能不能谈得更具体点？”毛泽东对这个登陆时间似乎很有兴趣。

我说：“我们对9月至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有3个最佳日期可供选择：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在这3个最佳日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没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的时间选定在9月15日。”说完，我顿时觉得有点忐忐不安。在最高统帅即将实施重大决策的时候，我用如此精确的时间判断为统帅部提供参考意见，一旦有误，我知道这将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当他缓缓吐出憋在胸中的烟团时，紧接着便发出一道在心中酝酿已久的命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立即通知东北的13兵团要加紧准备，八、九两个月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

三道命令，由周恩来亲自布置实施。

不知为什么，自从离开了菊香书屋，我总感到肩上如千钧重担压着。或许在我去菊香书屋以前，毛泽东那些意见已成竹在胸；或许我的那些意见，恰恰促使了毛泽东最后决心的形成。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在听了我们的六条意见之后发出命令的。这不能不给我造成极大的不安。

从8月23日开始，我常常彻夜难眠，我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关注到了朝鲜战场上。我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我认为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希望它成为事实。因为作为普通参谋，能为统帅提供事关全局的正确意见，内心将是一种极大的快慰，我们没有失职。何况这是普通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的重大决策呢？但是，从内心讲，我又不愿看到我们的判断将成为真正的事实。因为如果真的那样，将意味着朝鲜统一化为泡影，更大规模的朝鲜战争将会爆发，朝鲜人民将会陷入更深的战争的灾难，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同时受到战争的威胁。所以，我宁可承担一个失职参谋的罪名，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判断会成为事实。

然而，不管我内心怎样的矛盾，朝鲜战争始终在以它的固有规律发展变化着。

正当我为在菊香书屋给毛主席的汇报而时时担忧的时候，就在我们预料中的那一天，即1950年9月15日晨5时，对朝鲜人民军最为不利的美军仁川登陆开始实施了。美军以其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在仁川首先占领了面积0.6平方公里、位于仁川港当面的月尾岛（它被看作是仁川的屏障）；接着在当天下午涨潮时节，美军登岛部队搭梯子爬上3米多高的防波堤，从仁川南部高地登陆；尔后，主力部队突破人民军防线，扩大了登陆场；至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

70岁的司令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指挥了这场作战。

美军占领仁川后，遂向汉城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兵力南下水原，策应其正面战线上的部队实施反攻。驻汉城的朝鲜人民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与美军血战半个月后撤离，为洛东江地域的主力大撤退赢得了时间。当美军打到三八线时，美国政府为稳住中国，曾传话给我国领导人说只打到三八线。当侵占北朝鲜的行动开始前后又传话给中国说，将在距鸭绿江40公里处停止前进。

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过美国人的谎言。

当苏联人垂头丧气地对中国领导人说：“看来金日成只有在中国的东北组织流亡政府了。”周恩来说：“我们的毛主席会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的，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占了朝鲜，我们将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灭亡朝鲜，见死不救，这说不过去嘛！”

据说，这句话传到斯大林那里，他感动得流了泪。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表扬了我们。

他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而且是那样精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的。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的小参谋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还说，“我们的小参谋懂政治，懂战略，不怕死不要钱，不怕苦不怕累，尽打胜仗。通过这件事，对少数犯‘恐美病’的人，是个最有力的教育。”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特别指出让我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作战指挥工作。有什么重要情况和意见，可以随时向总理和他报告，不要有什么顾虑。毛泽东还提出，军队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参谋们可以负起职责，参与出谋划策，不要有自卑感。

作为统帅部的参谋，毛泽东的夸奖和鼓励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感到肩头的责任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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