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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18岁的娃娃,他叫雷英夫。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10日 阅读:117 评论:0

2.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18岁的娃娃,他叫雷英夫。

一个人在事业上有多大作为,除了勤奋和天赋条件之外,机遇有时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对我个人来说,是毛泽东给了我最大的机遇。他的一句话,使我进入了中国革命军队的高层决策人物周围。我由此开始,直至解放以后的许多年,长期在统帅部,在最高核心机关工作。

记得那是1938年的11月,陕北高原的延安已是寒风凛冽的季节。一天,六大队一队指导员姜达生乐呵呵地对我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参谋工作,决定在抗大总校成立一个参谋训练队,要从每个中队挑选两名学员去学习,经组织上研究,决定让你去。”

我听后一愣神,心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老实说,我不大愿意离开六大队,我十分留恋这里的学习生活,留恋这里的同志、战友。正是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我明白,进参训队,是一项更复杂更艰巨的学习任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位的要求便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对姜达生说:“既然组织决定了,那我就坚决服从。”姜达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雷呀,实话对你说吧,毛主席、中央军委决定办参训队,是为咱八路军、新四军,为抗日的人民军队培养参谋人才的,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

到了参训队报到那天,我才明白,对参训队,毛泽东、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都相当重视,学员名单都是经中央有关部门严格审查的。要求必须是党员,必须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经过长征的工农老干部。毛泽东、陈云、滕代远、王若飞等高层领导人都亲自来讲课。

那是1939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延安城北门外的抗大总校参训队呈现一派喜庆的气氛,早春清新的空气使人觉得清爽宜人,枝头欢快的小鸟在嬉戏欢闹,门前刚贴上几条彩色标语,更增添了几分喜庆的色彩。抗大参训队的骄子们幸运得很,毛泽东又要专门给他们来讲课了。一大早,参训队便集合完毕。我当班长的青年班又是第一个列队完毕。青年们朝气足,搞什么活动总要争个头彩,走在最前面。集体听课同样也不例外,何况是毛泽东来讲课呢!我作为青年班班长,按照队列要求,自然又要坐在最前排。

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滕代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军委直属各局的负责人及抗大校领导的陪同下来到课堂。他今天给大家要讲的是战略学。

按照习惯,毛泽东朝同学先环视一遍。我清楚地记得,那目光扫过我时,只是一探而过,并没有特别的停留。

毛泽东清了清嗓子,习惯地挥了一下手臂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

讲完这句话,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只听下面一阵翻笔记本记笔记的沙沙声。待大家做好了准备,他吮吮下唇,然后很有兴致地讲了下去。

我凭着年轻,记忆力还可以,对这次讲课的内容记得也比较清楚,以致后来到重庆工作给一些未听过毛泽东讲课的同志汇报时,大家都为我的记忆力赞叹不已。

毛泽东讲的,都是当时党内军内理论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十个根本论点,一是关于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不是永存的;二是关于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开展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四是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五是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六是关于军队的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七是作战中主客观的一致与统一;八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九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和指导战争;十是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十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既不照搬本本,又不脱离理论的指导。他还结合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实际,讲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些大事。听完这次报告,如同听了一堂最形象、最生动的党史、军史报告。理论上的迷惘和不解,顷刻间雾散云消,我好象觉得自己很快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的这次讲课,对我一生的工作学习都起着指导作用。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泽东这次讲课的主要内容,就是他的重要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精华。在当时,毛泽东既没有讲话稿,也没有提纲,讲得是那样有声有色。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毛泽东讲课了,而每次却都是新鲜如初。当过教员的毛泽东不仅谙熟讲课技巧,更主要的是他作为一代伟人对马列主义有精深的研究,在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建树,有丰富的作战和建军经验。因此,他讲课总是以其特有的魅力而独具风采。

毛泽东讲课不仅语言生动,表情也很丰富,他很善于用手势、眼神和听众交流。当他要阐明某个理论问题时,总是先用疑问的目光从每个学员的脸上缓缓扫过,调动大家的思维,接着双眼一眨,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脸上显出一种哲学家的郁郁思考之情,然后高屋建瓴地讲出一番深刻的道理来。如果谈起形势和奋斗目标,讲到激昂处就会不断地用大手从肩上朝前劈,朝前推,那情景就象要推倒几座山,劈出一条路来。倘若讲到了得意处,他会很自然地将双手背到身后,摇晃起身子,头和右肩总是一耸一耸的。总之,毛泽东会非常巧妙地调动听众的全部注意力,在不知不觉中,使听者不能不对他的精辟论述表示由衷的叹服。

毛泽东不仅仅是在讲课,而且在讲课中扫瞄似地在观察每个听讲者。我们中间有的学员不曾抬头,始终忙活着记笔记;少数文化程度低点的,显然为记不下来而着急,有的甚至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我年轻,又是个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的新兵,唯恐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可又想抓紧时间多看一眼毛泽东。我一边抓紧时间记笔记,一边怀着虔敬的心情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讲台上的毛泽东。当毛泽东环顾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撞的一刹那,又不免有几分紧张。我惊喜地发现,毛泽东在注意我,特别在讲课停顿的当儿,目光总是落在我的身上;兴致高时,又象以征询的目光望着我,好象要与我高谈某个问题。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许多,只想着多看一眼,多记一点。

课间休息时,毛泽东一边喝茶,一边指着我问代总参谋长滕代远,那情景象是在问我的名字。不大工夫,滕代远来找我了,他说:“毛主席想看看你的笔记本,看你是不是都记住了要点。”被要走笔记本的还有其他几位学员。我知道这是毛主席在抽查笔记。心想,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还抽出时间看我们这些小兵的笔记本,既觉得惊奇又感到热乎乎的。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许多年间一直让我感到十分蹊跷的事,偌大一个抗大,上级却点名要我这个小兵去重庆中共南方局叶剑英参谋长身边工作。当时,学员们私下有些议论,说这是中央最高领导点名推荐的。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根本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我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打成“战略特务”,他们调查了我进入高层决策机关的详细经过,借以了解我是怎样“混”入领袖身边的。被平反昭雪后,从许多被调查的老前辈提供的旁证材料上,我才真正明白了我进入统帅部工作的详细经过。

作为被调查的对象,滕代远、李国华、姜达生有这样一段很详尽的回忆。

那次毛泽东来参训队讲战略课,课堂休息时,在看了我们几个学员的笔记之后,指着其中的一本笔记问代总参谋长滕代远:“这个娃娃的情况了解吗?”

滕代远一眼看清毛泽东指的是我的笔记本,马上胸有成竹地说:“他呀,了解了解,他叫雷英夫,河南洛阳孟津人,来延安是被逼上梁山来的。”

毛泽东一听来了兴致,呷了一口茶继续问道:“哟,说说看,怎么个被逼上梁山来的!”

毛泽东对这件事很重视,所以,一提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

滕代远对我比较了解,他说:“他原来在洛阳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半的初级中学,因为只差16元交不上学费,学校限令按期交齐,否则只能退学。”

“噢。”毛泽东眉头微皱,目光中带有几分同情。或许他想起了当年他去长沙求学四处借钱的滋味,或许他想起了党早期派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为筹借路费所经历的艰辛……作为曾做过教员的毛泽东,对每个求学的人他都有着特殊的同情心。“那后来呢?”毛泽东追问道。

“后来因求学无钱,求亲告友又未遂愿,想考铁路上的扳道工,没人做保,缺少押金,铁路上拒不收留。后又去考小学教员,校方倒是看中了他的才气,可又因缺钱作押金,又被拒之门外。此后又考上了文书,又因缺保人,又没干成。后来亲友相肋,介绍他到一家布店当了学徒工,四年才能出师,可只干一年,就跟贪得无厌的老板闹翻了。眼看求生无路,便风高夜黑奔‘梁山’来了。”

“布店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毛泽东说这句话时颇动感情。他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碰,说:“等他毕业,把他调到我的身边,给我当参谋。”

说完,毛泽东用征询的目光看看滕代远。

滕代远非常敬服毛泽东辨才识才的眼力,他马上补充说:“这娃娃别看初中未毕业,可思维敏捷,遇事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且写得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

毛泽东眯起了眼睛:“噢,代总长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

滕代远笑了,他也直话实说:“老实说,我不是没有把他留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想法,眼下既然主席看上了,那当然是再恰当不过的安排咯!”

毛泽东笑了,笑得是那样舒心……

不过,后来我未能到毛泽东身边当参谋,这其中的变化,也同样是几十年后从“文革”期间对我的调查材料中得知的。

1939年秋,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眼下南方局工作任务艰巨,他那里急需两名得力的参谋帮助工作。”

毛泽东拍拍前额,然后又用手轻轻梳理几下长长的头发,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地说:“那好吧,我给你推荐一个。”毛泽东点着头说:“抗大参训队有个18岁的娃娃,他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对军事有一定研究,特别在理论上很有前途……你看怎么样?”

“主席推荐的还能有差吗?就是他了!”

周恩来显得十分高兴。几年之后,当周恩来从滕代远口中得知主席把准备留在身边的参谋让给了南方局时,在深深地对毛主席表示敬服时,也从心眼里对毛主席有几分歉意。

1939年8月,我和张清化同志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给叶剑英做参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18集团军参谋。

生活对我展示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在更复杂更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我开始接受新的锻炼和考验。而毛泽东的教诲,时时都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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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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