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论武王伐纣。戏称“洛阳才子”

当汇报结束，毛主席对于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确定后，请我们吃饭。饭间，毛泽东情绪很高，分别给我们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灾不太吃药，但相信酒可以治感冒，于是他破例干了几杯。

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演义》，析《红楼梦》，讲《西游记》，评《水浒》，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讲得大家如醉如痴。

忽然，毛泽东考起我来了，望着我问道：“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主席，我不过是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我这样说，一是担心回答不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二是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开始前戏称我是“洛阳才子”，流传开来，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说自己不是洛阳人，也是一种敬请主席不要再叫我“洛阳才子”的一个办法。

“噢，孟津人，但孟津也归洛阳管嘛！”毛泽东随口接上，“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去过几次？每次都干些什么事？”

我一听愣神了，自己虽然看过《三国演义》、《红楼梦》、《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可正史读得很少。与其讲点道听途说加猜测的话，不如听他老人家慢慢讲故事。毛泽东的知识惊人的渊博，没有他谈不了的话题，而且谈得总是那么明白具体，且能给人以启迪。

“主席，我只看过《封神演义》一类的小说，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是零七八碎的，没有研究过您提的问题。我只好交白卷，还是请主席给以指点。”

毛泽东用手指着我高兴地笑了：“洛阳才子回了孟津老家就交白卷吗？”毛主席又一次谈起我害怕提起的“洛阳才子”，其他三位同志也都笑着看我。

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我们就聚精会神地聆听毛主席的讲解。

“武王到你们孟津去过两次。”毛泽东左手伸出两根指头，表示肯定地点点头。“一次是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各路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看到决战的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有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他的兵力也比武王强大得多。武王看地形时发现，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工作。直到快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兵，结果出走了吗？所以，武王下决心收兵回去做准备。做了哪些准备呢？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很讲究师出有名的。他还要广揽人才，积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楫，并用四十多条船架起了黄河大桥，用了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又从潼关出兵到孟津，政治上发宣言，军事上搞突然袭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一仗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特别是象武王伐纣这样伟大的战争，应该好好研究研究。”

当然，毛泽东的话不知比我这段回忆要生动多少倍，无奈事后没有马上整理记录下来，当时更没有象现在这样先进的录音设备。如果录下音来，整理出来，真是一篇妙趣横生的毛泽东谈史的故事。

听完毛泽东的讲述，我敬佩之极，禁不住长叹一声：“唉，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连孟津的事都不知道，真是惭愧。”

“这就太过谦了。”毛泽东看我面有羞色，对我一伸手，望一眼大家说，“是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么，所以要不断地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千万不要骄傲。”

饭后，我趁毛泽东高兴之机，试探着请示：“主席，方才您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业余时间还想练练书法，什么时候您写了不要的字，给我一张行吗？”

“别要不要的嘛，写就写能要的。”毛泽东痛快地答应道：“那好吧，我给你写一张。”

第二天，毛泽东果然叫人送来一幅中堂，内容就是《水调歌头·游泳》那首词，是毛泽东两年前在武汉游长江时作的。

回到北京后，我请人非常认真地将这幅中党装裱起来，一直挂在我家客厅许多年。可惜的是，这幅中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从此再也没有能找回来。那时候，我被抄走的东西很多很多，这幅中堂和毛泽东给我写的一些亲笔信不知所终，是我最感心疼的。

在中央军委、总部机关，毛泽东对我带有偏爱色彩的器重，是众人皆知的。越是如此，我越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越感到心有内疚。从点滴小事上，都可以看出毛主席、周总理对人才的重视。

1951年2月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研究部队准备赴朝鲜轮番作战问题，研究得很具体，包括什么时间派哪个野战军去都作了安排。我在一边作记录。研究完了以后，毛主席说一句“起草个电报吧”。说完就跟总理谈起别的事情了，我便坐在一边起草电报。

当我把起草好的电报交到了主席和总理的手时，毛主席接过电报稿，以惊疑的眼光看着我：“这么快就起草好了？”说完就认真地审阅电报稿。改完，毛主席更高兴了，认为完整准确地体现了他和总理的意图，只在极个别地方动了几个字，几句话，然后立即批阅下发。他对总理满意地说：“谁说我们的参谋不行，我们的参谋素质不错嘛，准确及时，‘倚马可待’！”总理看着我，满意地笑了。并说作战部办事雷厉风行，准确、放心。

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我因为准确地预测到了美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使毛主席十分高兴。在中央及军委的一些重要会议上，毛主席曾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司令部是专打胜仗的司令部，虽然没有留过洋、是土包子，衣服穿得破一些，生活苦一些，但不怕死，不贪财，人人懂政治，人人懂战略，机构很灵活，很能干，可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司令部之一。毛主席还说：“有人开口闭口就谈美军、英军、苏军的指挥怎么样，我看大可不必，我们身边的人才不亚于他们。”当然，对我们来说，毛主席的肯定是一种夸奖和鼓励，决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做得多么好了。作为领袖身边的参谋，我们的点点滴滴的进步，都得到他的关注和肯定；他也利用多种机会教育我们，培养我们，考核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在领袖身边工作，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有一次毛主席曾对周总理说：“在军事上培养一批有作为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安全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现在，雷英夫这批年轻人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我们也就放心了。不过，要注意发挥他的作用，要他们也注意培养更年轻的同志。”

就在这次谈话不久，毛主席在一次交谈中对我说：“英夫呀，给你个任务。”

我以为肯定又是起草什么电文，或者布置专题研究任务，赶紧掏出本来准备记录。

毛主席摇着手说：“不用记，不用记，这任务很明了，就几句话。我和周来同志讲了，让你当先生，从南京军事学院，你去挑选30名政治上可靠的，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有较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的年轻毕业生，把他们调到北京总部机关来，由你们来负责培养。学成之后分配到各大区和总部工作。接着再挑选一批来培养，怎么样？”

我一听有点坐不住了，连忙说：“主席，我跟着您当学生还没当好，何敢谈为人先生呢？这个任务怕是难以胜任啊！”

毛主席笑了：“雷英夫同志，临阵叫苦，这不是你的性格嘛。我也是当教书先生出身的，那是教人学文化的。你这个先生呢，是教人学谋略、练指挥、当参谋的，比起我那个先生你可算是高层次的先生咯！”

这一说，我更有点不好意思了。

毛主席接着说：“不要紧，你这个先生当起来并不难，也就是教他们怎么做，把你在机关的这一套做法教给他们。一句话，就是你帮带，带徒弟，你可不能保守哟！”

毛主席给我压担子，实际上是在锻炼和考验我，也是有意识地培养我。在当时，我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平时研究情况，提供决策依据并参与决策，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和决定，总理规定我的任务是“记录兼传达者，监督执行者”。“文革”前，据办公室统计，我每天要看百把份电报，几十份文件，有时一天五个会，一天到晚车轮战，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否则是支持不了的。

此外，边境谈判，外事出访，我多是参与者。周总理、彭老总、陈老总、叶帅、聂帅、罗总长等，凡出国访问都要我当军事顾问。

特殊的位置，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誉。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和老帅们的厚爱，更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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