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雷奋强少校之死”案件引出一场纠纷。毛泽东为我升军衔

从军调部一成立，我就跟随叶剑英到了北平军调部工作，先是当叶的随从参谋，中校军衔，后来担任了计划执行处的计划执行科长。1946年4月，我接替李聚奎将军任计划执行处副处长；1946年6月初，我又接替宋时轮将军任计划执行处代理处长，军衔仍是中校。当时我们穿的都是国民党军服，佩着蓝色三环的军调部人员标志。因为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自然把这看得无所谓。而美、蒋方面却把这看得很重，有时还借故刁能难。

计划执行处是军调部的第一处，既是核心部门，又是各类矛盾、问题集中的地方。几乎天天开会，天天吵架，你抗议我，我抗议你，打不完的笔墨官司，处理不完的各类案件。处长宋时轮、副处长李聚奎和我几乎成了吵架专家。后来，因工作需要，宋时轮和李聚奎均调回解放区，担子便落在我肩上。而这时候，纷争更为激烈而复杂。各地天天都传来发生冲突的消息，每天我们都被搞得焦头烂额。

1946年6月，一个颇为棘手的案件，直接惊动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这便是“雷奋强少校之死”。

大概是6月上旬，我突然接到报告，说军调部赴山东晏城的执行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雷奋强少校被我军击毙。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因为被击毙的是国民党军少校，特别是一名军调部工作人员。我知道这件事的分量，随即向叶剑英作了报告，并很快电告了延安。

国民党方面顷刻间象吃了兴奋剂，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大作文章，以便借机停止调处，发动内战。蒋介石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严令郑介民借机大闹。他们先在执行部提出紧急抗议，并且要求23个小组的国民党代表联合通电，称如果中共不惩办凶手，不赔礼道歉，他们就要全体撤回，并进行讨伐。这时，所谓的一些民意团体，也秉承国民党的旨意，闹闹嚷嚷地发表什么声明和通电，公然提出要惩办中共方面的“祸首”陈毅，要把雷奋强的尸体运到北平举行国葬，否则就要举兵讨伐……。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美方代表自然一屁股坐在蒋介石一边，称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国际法中也有明确规定外交官有豁免权。现在共军击毙雷奋强，后果将十分严重。

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当前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们都十分着急。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对此事很重视，提出首先要弄清真相然后再作处理。在未弄清真相之前，国民党单方面作出结论，并就此大作文章，这在中共方面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首先在军调部严厉驳斥国民党方面的造谣诬蔑和无理要求，然后提出派出特别小组赴现场调查，查清真相再作结论。这时，延安新华社也播发了刘少奇同志起草的声明，建议军调部派员调查。

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特别小组去山东。

在特别小组成立之前，叶剑英、李克农找我谈话，派我代表中共方面去处理这件事。我感到这次情况太棘手，怕完不成任务不好交待，提出换个资深的老同志去。李克农告诉我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原来我们也上报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陈士榘，一个是你。我们考虑陈士榘是山东军区的又兼新四军的参谋长，对山东情况熟，职位高，遇事好办点。可毛主席最终还是定了你，考虑你对军调部的工作熟，对付美、蒋代表有经验，再说军衔低一点也有有利的一面。”

叶剑英和我开玩笑说：“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三国演义》上有孙权派陆逊守陆口的故事，眼下去山东也是一次守陆口啊！”我赶紧摆着手说：“我可没有陆逊之才，既然主席让我去，我坚决服从命令。”

就这样，我成了三人特别小组的中共代表。

国民党派的代表是一名军统局的老特务，名叫温天和，是以耍手腕搞阴谋而出了名的。美方代表是马亭上校，此人是军调部美方副参谋长、美军工程师。

我们一行6月19日出发，当天就到了济南。稍事休息以后即向双方指挥官传达了任务，要求协助我们处理好雷奋强事件。

当小组人员在济南调查时，国民党以枪走火为借口，向我方人员射击，我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这是国民党蓄意破坏调处的阴谋活动。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的王耀武当场被迫赔礼道歉。第二天到现场调查时，国民党方面竟又布置伪军向我们射击，结果又被当场扭获。当我愤怒责问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温天和时，这个老特务竟说不出一句话。

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尽管国民党方面准备了伪证，但却经不住我们再三盘问，最后在漏洞百出之后，被迫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雷奋强那天从晏城去济南时，乘的是一辆轧道车，他虽是国民党方面的军调部代表，却未携带任何军调部的标志和证明。特别是进入解放区之后，不理会我哨兵的警告，拒不接受停车检查，在雷奋强横冲直撞中，造成了流血事件。

铁的事实，使美国、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承认。特别小组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是事故责任在雷奋强本人；二是对此事不再采取任何其它行动。

这一下子就完全推翻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使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一次大丢了面子，使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内战的阴谋破了产。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勃然大怒，骂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人郑介民是蠢猪、饭桶。同时他又马上下令，把特别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温天和押送南京，交军统局法办。这个国民党老特务为其主子效尽了犬马之劳，这次去山东调查，他为制造伪证和行刺我方人员可以说费尽了心机。但是机关算尽，最终还是受到自己主子的惩处。

早在雷奋强事件以前，美、蒋代表就提出要换掉我，理由是我的军衔太低，但遭到我方的坚决拒绝。这次案件之后，美、蒋方面又提出，非要我离开军调处不可，理由仍然是军衔太低。

但在暗地里，郑介民却杀气腾腾地说：“雷英夫这个人太难对付，坚决要求调换他，不然的话就想办法把他干掉！”

这个情况我方很快知道了，但我没有丝毫畏惧。心想如果被特务行刺而牺牲，虽然不是死在战场上，但同样是为祖国和人民尽了忠，也是值得的。

美、蒋方面以军衔低为由要撤换我的事，后来报告到毛泽东主席那里。

毛主席说：“雷英夫是我们中共的代表，军衔高低与他们无干，美、蒋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们三番五次提出这样毫无理由的问题，本身就很不正常，我们必须坚决拒绝。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雷英夫是个好同志，他立场坚定，策略灵活，国民党和美国人怕他。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也从两个方面对付他们，第一，坚决不同意调换，雷英夫军衔高低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不须他人干涉；第二，我们马上晋升雷英夫为上校军衔，如果他们还嫌低的话，就晋升为少将。还是那句老话：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几天以后，我的军衔由中校变成了上校，美、蒋代表自讨没趣，弄得哭笑不得。明明知道这是在演戏，但又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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