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驱张”运动

民国以来，湖南一直是南北军阀相争之地，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继汤芗铭之后，皖系军阀傅良佐、桂系军阀谭浩明先后统治湖南。1918年3月，段祺瑞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主政湖南两年多，伙同其三个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盗押矿产，纵兵劫抢，滥发纸币，钳制舆论等等，湖南人民深恶痛绝，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张敬尧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湘江评论》、强迫解散学联的反动行为，令正在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宣传的毛泽东无比愤慨。他开始考虑发动一场驱张运动，并把它视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1919年 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当即布置：1. 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驱张；2. 指派彭璜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3. 积极恢复学联。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11月16日，他与原湖南学联骨干一起，召开重建学联的成立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军阀张敬尧“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的罪行。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部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与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六为罗章龙

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6日，长沙13000多名学生罢课，湖南学联发出驱张宣言，表明“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随后，长沙73所学校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罢教。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始了。同一天，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联络，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

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是去北京的。在途经汉口时，毛泽东草拟了驱张宣言，并请恽代英帮助将200多份驱张宣言，邮寄汉口、北京、上海等地报纸，公开张敬尧祸湘的罪行。12月18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赴北京。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将他们安排住在北长街99号福佑寺的喇嘛庙里。21日，毛泽东等出席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的慰劳大会，研究了驱张的办法。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毛泽东是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的负责人。

1919年12月驱张运动时的档案（此件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档案影印件）

北京成了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为了争取各界人士的援助，毛泽东很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成立了平民通信社，亲任社长。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办公室设在喇嘛庙的正殿里，办公桌是一张长条香案，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就在这里挑灯夜战，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每天发出的稿件达150多份，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不久，在驻衡阳、上海等地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出版后，平民通信社向他们发去大量稿件，毛泽东还为他们写了不少重要文章。

毛泽东和代表团成员们奔走呼号，联络在京的学生、议员和社会名流。12月28日，他出席了湖南会馆召开的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到会的千余人。大会请在场议员担保驱张。议员们见群情激愤，就写了“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以快邮代电向天津、上海、北京等知名人士和团体，提出将米盐公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为了要求北洋政府撤惩张敬尧，毛泽东等代表团成员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和学生三个代表团向北京政府作最后一次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他们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靳云鹏私宅。但靳云鹏托词不见毛泽东等6名交涉代表，由其副官长接见。毛泽东等义正词严地痛陈张敬尧祸湘罪行，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当时他们承诺下星期四让代表们到靳宅候信。但当毛泽东等如约而至时，却被兵警阻挡，请愿没有结果。

在请愿期间，武汉学联在武汉鲇鱼套车站查获了为张敬尧偷运的45袋鸦片烟种子，拍成照片在报上公布，并派人赴京揭露此事。毛泽东抓住机会，又一次向靳云鹏递交了文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院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他还领衔署名发表《湖南去张代表电讨保张团》一文，揭露由一些反动官僚、绅士等拼凑而成的两个“保张团”，是卖身投靠反动军阀的“卖乡党”。经过坚决斗争，终使“保张团”土崩瓦解。

到1920年4月，驱张运动产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这时，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已无法挽回张敬尧。6月11日，张敬尧仓皇逃出长沙。14日，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张敬尧部队于26日全部退出湖南。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以学联为首的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获全胜。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随着驱张运动的发展和获得胜利，青年毛泽东声名鹊起。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报纸上，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当时，陈独秀耳闻目睹了毛泽东领导湖南人民开展的驱张运动，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等湖南青年的奋斗精神，发表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对驱张运动表示支持和鼓励，写道：“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此时，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日益病重。他特地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不久杨昌济病逝。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去世后，还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1920年1月22日，他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并介绍他的生平，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膊助。

对于驱张运动，毛泽东是怎么反思的呢？1920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写信给毛泽东，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在此信前加了数百字按语，其中写道：“驱张运动只是简单地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

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的确是为驱张而来。但他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驱张之后湖南怎么改造？中国究竟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大问题在他的脑海里有了更为深远的考虑。

当时，毛泽东对新村式的改良，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1920年2月，他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作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可见，对于工读互助运动，毛泽东认为需要继续观察其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者，他们谈话的内容也不外乎“新村”的话题。

3月12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老师的信中，附了彭璜等在上海草拟的一份改良性质的文件《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他认为“商榷”所列各条，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如果连这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认为《商榷》中有许多地方尚应大加斟酌。

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期间，他与李大钊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在1949年由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深情地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信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看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2月间他给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

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途中终于遂了“汗漫四垓”的夙愿。他曾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上，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也是一大收获。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

5月5日毛泽东等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他同四位驱张代表挤住在一起，一张方桌吃饭兼办公用，几个人轮流做饭，油盐蚕豆拌米煮饭。条件很艰苦。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有12人。5月8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既送别赴法会友，又讨论了会务。会上讨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当时，不少青年人耳食了些新名词，便虚骄浮躁地大发议论。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是有感而发的。会上还议定介绍新会友入会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

毛泽东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驱逐张敬尧之后的湖南建设问题。他同彭璜等几经研究，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以后又陆续写了一些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时陈独秀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征求他的意见，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在北京、上海，同当时中国思想界两位巨人的再度会晤，使他受到了深刻影响和启发，与他们建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这是他取得的最大成果。7月7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长沙，被聘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老师（班主任）。此后，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湖南的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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