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活动中增长才干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十分关心时事，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并能对政局的发展作出精辟的分析和判断。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虽然建立了共和制，但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和军阀混战愈演愈烈，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特别关注，养成了天天读报的习惯。他曾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化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他除了订阅报刊和到学校阅报室看湖南、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外，还常常向别人借阅报刊。如，他曾向徐姓先生借过《甲寅》杂志，徐先生离开后，为了继续读到该杂志的11、12两卷，曾两次致函萧子升，托他以自己的名义“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

毛泽东在读报时常常随身带着地图、英汉字典和笔记本这三大宝。他根据报纸内容里提到的地名，查查在地图的什么地方，遇到疑难字查查字典，凡是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一定都要看完，并做好摘记，写上心得；对于自己的报纸，还把重要的资料剪下来，积攒多了就装订成册。有时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上内容里提到的一些地方的地理名称，并同时注上英文，起到了解时事、熟悉地理和学习英文的一举三得的作用。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时事消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就能够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对时事形势的分析鞭辟入里，并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所以在和同学们谈论时事时，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充满激情，因此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从而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当时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在《明耻篇》上的题词手迹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同学易永畦因病去世。5月23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撰写了挽联和一首长达40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对亡友的深切哀思，同时也抒发了对民族危机的沉重忧虑。挽联写道：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作论，百年会有没，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挽诗写道：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城南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腮。采采余孤影，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声浪中，毛泽东一直在做宣传鼓动工作，不断地写文章作讲演。当听闻在京的黎锦熙也被杨度的筹安会拉了过去后，他立即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去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并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当时毛泽东担任校学友会文牍，由他主持把原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起而响应反袁复辟的有关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了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

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启超的主张。6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7月18日和25日，毛泽东两次写信给萧子升，说：“国局自上月30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他把段祺瑞、黎元洪与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但对湖南驱逐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之后，出现的一些诸如“暴徒乘机报复”等现象忧心忡忡，“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此时，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期，显露出曾一度信奉过“无血革命”的端倪。

但是，毛泽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是看得很透彻的。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日相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了。24岁的毛泽东果然言中了。

在广泛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组织指挥的才干也在不断地增长。1915年上学期第一师范的校长是张干。暑假期间学生举行了一次反张干的“学潮”。起因是那个学期快结束时，张干宣布了湖南省议会的一项决定，从本年秋季起，要征收师范学生每人每学期10元钱的学杂费。张干是坚决执行这项决定的，但遭到了家境贫寒和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激烈反对，在校内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写了一篇“驱张宣言”，认为他没有当好校长，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学生。写完后连夜赶印，广为散发。张干得知后，决定将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全部开除。但由于进步教师的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张干只好收回成命，改为给他们记大过处分。张干也因此事于当年下半年被免职。

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这位校长。1950年，毛泽东在家中宴请当年的同学周世钊时，得知老校长一直在教书，很有感触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他还带有几分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他没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10元学杂费，不能归罪于他。”当周世钊向毛泽东谈到现在张干六口之家的生活窘况时，毛泽东感慨万分地说：“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过了一周，他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接信后，王首道曾两次代表湖南省政府将1200斤救济米和50万人民币（旧币）送到张干家。后来毛泽东又接张干到北京住了两月。张干感激不尽，逢人便说：毛泽东真是“天高地厚”，“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

毛泽东经常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20个项目。参加的学生有400多名，34人当选，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半年后毛泽东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显露出的“浑身是胆”，得到了众口一词的称赞。

1917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人物互选》当选名录

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王汝贤部，由株洲、湘潭一带向北，往长沙方向溃退。长沙市民十分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校方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向学校提议，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护校。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一些经过校门口的零散溃兵都不敢轻易闯入。18日，有一支3000多人的北洋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常分散到附近居民家劫掠食物。消息传来，全校师生慌作一团。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个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乘机派人去交涉，使他们全部缴枪，长沙由此免去了一场兵灾。

这次军事行动缴了军阀部队的枪，消息很快在长沙传开，当地居民都说，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奇闻、奇迹。全校师生一致赞扬毛泽东“一身都是胆”。这是毛泽东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他的大胆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充分了解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1915年秋，毛泽东开始在一师学友会任文牍，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时，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这是第一次由学生担任这两个职务，此前都是由教员担任。对此，毛泽东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为促进同学们全面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老师代理，实际由毛泽东主持学友会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其中毛泽东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办好工人夜校。

这年的上半年，一师曾办过一期工人夜校，但没有办好，中途停办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人夜校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坚持办下去，而且一定要办好。方维夏老师同意他的意见，决定由三、四年级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10月30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生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真诚地表达了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全文如下：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开始是委托警察贴到街头的，但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9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原来工人觉得上学不要钱，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一种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600多份《夜学招生广告》，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动员。他们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与工人谈心，作细细解释，“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五天后，就有120多人报名。

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夜学日志》

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提前到校，热情地接待来上学的工人们。他给工人们讲了话，将夜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作了详细说明，如他说道：“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同。”让工人们听了心里热乎乎的。他还兼任“甲班历史”课教员，给工人们讲授历史课，讲授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他在当天日志中写道：“此次报到，既极踊跃，而次序又甚为整齐。”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在此后的日志中他陆陆续续写下了：“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学生信仰”；“教授两点余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两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此次地理讲义不善，字嫌小，又不明白”等等，字里行间饱含了对贫苦工人群众的浓浓情谊和无微不至的关爱。

第一师范工人夜学旧址

毛泽东通过主办工人夜学，启发了工人觉悟，密切了与工人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初步取得了做下层群众工作的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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