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考察“周知社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传承至今家喻户晓的教育古训。受湘学士风和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影响，毛泽东不但勤奋读书，而且崇尚“实学”；不但善于读有字之书，而且善于读无字之书。“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注重实践，并多次游学考察。他认为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刻苦磨练，力求“周知社会”，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才能实现自己改造中国的崇高理想和抱负。他在《讲堂录》里写道：“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游者岂徒观澜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他最注重现实，“通今，读史必重近世”。

一次，毛泽东在翻阅旧《民报》时，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四川临近西藏边界的打箭炉（今康定）。毛泽东曾回忆说，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鼓舞。他很想仿效他们，可是没有钱，遂利用“游学”的方式，先到湖南旅行一试。有志者，事竟成。不久，他就实现了愿望。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曾几次和好友“游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和1918年的那两次。1917年暑期，他同好友萧子升一起“游学”，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不少乡镇；1918年夏初，毛泽东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个县，到好友陈昌、陈绍休、罗章龙的家乡去考察，历时半个多月。

1917年7月中旬，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萧子升（即萧瑜）商定，用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不带一个钱，靠乞讨解决吃住问题，去做长途旅行。认为从社会最底层去观察社会和人情世态，一定能看到许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毛泽东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里面装有一套换洗的旧衣服和笔记本、毛笔、墨盒、信纸、信封等东西，同萧子升、萧蔚然一行三人剃着光头，衣衫褴褛，赤脚穿着草鞋，冒着骄阳似火的炎夏去“游学”。出发这天，毛泽东与萧子升合作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次出行“游学”的志趣：

雨伞行囊负一肩（毛泽东），头无冠戴手无钱（萧子升）；

察看河山千万里（萧子升），如何整治寻本源（毛泽东）。

他们从长沙小西门出发，渡过湘江步行去宁乡县。途中休息时，他们向人打听附近的读书人，得知这里有个姓刘的老绅士，是个翰林，已告老还乡。毛泽东转向萧子升说：刘翰林是我们行乞的第一户，最好写一首诗送给他，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他们合作写了一首诗：

翻山渡水之名郡（毛泽东），竹杖草履谒学尊（萧子升）。

途见白云如晶海（萧子升），沾衣晨露浸饿身（毛泽东）。

诗的大意是赞扬刘翰林摆脱官府事务的烦恼，回到家乡，过着隐居生活。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找到了刘翰林。刘老先生称赞他们诗写得好，书法也好。他们回答了刘老先生的问题，同刘老先生一起讨论了《老子》、《庄子》评注，刘老先生非常满意，告别时还将40枚铜元赠送给他们。

萧瑜著《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封面

随后他们赶到宁乡县城，在同班学友王熙家住了两晚，并由王熙当向导，了解了当地的文化教育、文化名人及名胜古迹。参观了玉潭高小，游历了香山寺、南门桥，在拜访劝学所所长时还给他送了一副对联。在宋家潭向宋冬生等农民了解生产、生活等情况，走访了姓张的老先生，还一起讨论了经书。在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到黄材镇了解了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还替一些商铺写了招牌。后来到了何叔衡家，受到何家的款待。在何家住了几晚，了解了何家的农田、家畜，座谈了何家的经济收支、生活和家史等情况，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一些农民。每天清晨毛泽东都要追记笔记，将前一天的情况记录下来。

他们离开何叔衡家后，经沙田到了巷子口，到了王姓的老人家里。老人家问道：天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人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老实的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他还说自己曾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可以赢，这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人的话，使他们深感世道的不公平。他们在离宁乡县城20多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在一棵大古松下歇脚时，议论起农家生活的苦乐和社会上那些不公平的事情。萧子升在追忆中谈道：毛泽东熟知农民的疾苦，如果是佃农，起五更睡半夜地拼命干活，最后劳动成果都得交给地主；至于打长工、短工的，则更苦。他们谈着谈着，就地睡了一会儿，睡醒后又接着赶路。

黄昏时分，三人行至沩山，来到千年古刹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在方丈室看到四壁都是图书，他们翻阅了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兴致勃勃地与方丈讨论起中国古代经籍，方丈很高兴，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晚上，他们给许多和尚题字留念。他们在寺庙里住了两天，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以及全国佛教界的概况和佛经出版的情况。在这一带，还了解了张三元起义造反的历史故事。

告别方丈后，他们向安化县方向走去。途中在一茶馆歇脚时，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着，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孔子是哲学家，并非教主，孔教也并非是一种宗教，只是人们把他的思想、学说神圣化了，在他头上增添了光环；帝王利用来考试取士，以此来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最后，他们两位都认为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他们一行到了安化县的司徒铺，雷鸣洞萧蔚然的家到了，萧蔚然留下后，毛泽东和萧子升又继续游学。他们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家。在去梅城的路上曾露宿河堤。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他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便将包袱、衣服挂在树枝上。临睡前，萧子升按照习惯，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种绅士的习惯啦！“原来你是一个绅士叫化子呀！”

第二天他们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了解了老板娘家的苦难遭遇，并知道附近有一刘邦庙，两人又对刘邦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他们又走访了一些贫苦农民家庭，与贫穷的夏婆婆家谈了很久。又到安化县劝学所拜会了所长、饱学之士夏默庵。夏先生时年64岁，学识渊博，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夏先生喜欢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之人。毛泽东求见，两次被拒。但他不灰心，又第三次登门，夏先生只得开门相见，并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探来人学问的深浅。毛泽东见后，立即书写对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了大吃一惊，觉得来客的对边胜过自己的出边，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自感有愧，连声赞好，并留餐宿，昼夜长谈，还赠给了毛泽东等八元银洋。1953年5月，毛泽东曾写信给安化县：“与默庵先生在安化会过一次，请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

当时毛泽东在梅城还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又叫铜钟滴水），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墨笔题词：“伊水拖篮，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盛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去了对联。

离开梅岭，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堂、桃花江，到达益阳县城。看到城墙上张贴着一张县政府的布告，惊异地发现签署布告的县长张康峰，竟然是一师的化学教员。他们决定去拜访这位县长，找到县政府，却被门房拦住，叫他们滚开，还说：叫花子到县衙门来干什么？他们两人要求门房去通报，并说县长是我们的老师，要求见县长。萧子升还掏出一张名片，把毛泽东的名字添在上面交给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双方僵持好些时候。这时出来一位长者，试探着接过名片进去了。不久，这位长者快步出来，恭恭敬敬地说：二位先生，请进！门房都目瞪口呆了。县长张康峰见到他们，很觉惊讶。听了两位学生的讲述之后，他说：你们现在的穿着打扮，这在多数人是不理解的。张康峰同他们畅谈了很久，留吃了晚餐，两个“叫花子”成了座上宾。他们在益阳逗留了两天。临别时，张康峰一定要他们带上四块钱，还要门房送他们到城门口。他们游览了县城，在那里还走访了一些学校和六七位学友。

离开益阳，他们去了沅江。途中，他们就拜访张康峰的遭遇，讨论了权力与金钱的关系。对此，毛泽东认为：金钱权力，决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如果掌握在人民手里，则可以用来组织和发展国家。他们到沅江县城时，正逢洞庭湖涨水，沅江县城一片汪洋，街道被淹，行走不便。于是两人决定终止游学，乘船返回长沙。他们于8月16日回到长沙楚怡学校，放下包袱，打开一看，还有两块多钱的剩余。为了纪念这次“游学”，两人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去照相馆拍照留念。

毛泽东的这次“游学”，到过长沙等五个县的一些乡镇，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写下了许多笔记。第一师范的师生们争相传阅他的“游学”笔记，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1917年寒假，毛泽东还到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在学友陈绍休家住了几天。他和农民一起劳动，劝说他们栽种果树。他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果树，后人吃果实”，劝大家植树，为子孙造福，他自己也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这次，他还走访了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的学友陈章甫家。

1918年夏初，毛泽东和蔡和森，赴洞庭湖滨湖部分地区在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游学考察，沿途写了不少通讯稿寄给《湖南通俗教育》发表。可惜这些通讯稿件没有保存下来。

毛泽东认为“游学”考察，是读“无字之书”，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使他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到农村存在着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游民等各个层次的人群。毛泽东对于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这种调查了解，为他后来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以及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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