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投笔从戎

1911年，对于刚满17岁的毛泽东来说是人生历程中一次重大转变的年份。年初，赴长沙以优异成绩考入湘乡县立驻省中学，从偏僻的农村第一次来到新旧思想斗争激烈的长沙读书，在这里经历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全过程。当时，长沙革命党人反对清政府的宣传活动十分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初到省城的毛泽东眼界顿时开阔了，感受到了一种和家乡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使他激动不已。以后他在短短数百字的回忆中，有好几处用了“极其兴奋”、“感动”、“激动人心”、“跃跃欲试”等词汇，以及多次使用“我第一次……”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切感受。

在长沙，他第一次看到了著名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了解到该报是高举反清革命旗帜，专门报道各地群众争取路权、矿权和抗租抗粮斗争，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呼风唤雨的宣传武器；第一次读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知道了孙中山是同盟会领导人。于是，他成了《民立报》的热心读者，从该报获取了大量的政治信息和理论知识，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心情非常激动，思想受到巨大冲击。关于这一段经历，他曾回忆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就是“跃跃欲试”者中的一个。此时，他心急如焚，“激动之下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他说：“我还没有放弃我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尽管毛泽东的这个构想很不现实，但字里行间透出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的迫切要求。

于是，毛泽东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去关注这场社会大变革。1911年4月，清政府颁布了所谓“铁路国有”的卖国政策，企图将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从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收回，出让给帝国主义。这时四川爆发了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关于这一段历史，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第4号发表的毛泽东执笔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本会总记》作了真实的记述：“形势殊急。继起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记者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面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衣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预备打仗’。”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在学校极力倡议并带头剪掉辫子，同一些积极分子用突然袭击方式，强行将十几个答应剪辫子而没有动手的同学的辫子剪掉了。期间，他还和政法学堂的朋友为此发生争论。有个朋友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毛泽东等人则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提出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辛亥革命，风起云涌。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不满18岁的毛泽东立即全身心地投入辛亥革命浪潮。有一天，湖北军政府的代表来到学校介绍武昌起义情况，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他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这位演说者是黎元洪属下的一名革命党人，他演说时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时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表示支持他的主张。兴奋异常的毛泽东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去参加，毅然决然投笔从戎，约上几个朋友北上武汉，“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

他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穿雨鞋，毛泽东就到一个驻扎在城外军队里的朋友处去借鞋。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湖南是第一个响应的省份。正当他们整装待发时，10月22日，长沙的同盟会会员、湖南哥老会的红帮头目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新军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沙城，各个城门已被工人们攻占。于是，回到城里的毛泽东，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了抚台衙门上挂出了大书“汉”字的白色旗子。这是湖南巡抚余诚格迫于兵临城下的危急形势挂出的投降旗子，而他自己随即化装潜逃，这样长沙就光复了。

第二天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毛泽东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对这个军政府持拥护和支持的态度（但不久军政府又被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的叛乱所推翻）。当时长沙城里很活跃，军政府一面派兵去援助武汉，一面招募新兵。学生们纷纷组织学生军。但是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军，认为学生军的基础太混杂，要革命应该参加正规军队。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认为自己应实实在在地为完成革命尽力，就参加了在长沙倾向反清革命的新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新军操练和军营勤务非常繁重、辛苦。士兵们一日三操，点名训话，栉风沐雨，不得稍歇。新兵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他想尽快学好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上前线同清军作战。每次操练他都很认真，能吃苦，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掌握了军训的基本要求。他在军中十分活跃，乐于助人，同战友、班长、排长关系融洽，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与一个矿工出身和一个铁匠出身的两位士兵关系最好。他是班里唯一的秀才，知识丰富，会写文章，在班里很有威信，大家都钦佩他的“大学问”。他经常为士兵们读报、帮助他们写家信，并和他们一起讨论时事政治方面的问题。同时，他也得到了大家无微不至的关爱。那时，长沙城用水要到湘江或白沙井去挑。毛泽东开始也自己挑水，但由于路远，为了挤时间读书看报，他就买水喝，而那两位工人出身的战友常常把挑来的水首先给毛泽东使用。那年冬天，由于战局尚未确定，部队的物资装备匮乏，新兵毛泽东一时没有领到御寒的军装。这时，上士朱其升便将自己的新军装给了毛泽东，帮助他度过严寒的冬天。

但是，毛泽东与其他列兵是不一样的，他有着更高的追求：即把军饷节省下来用在读报上。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里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他还说：“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当时现代报纸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从1911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一部分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读书看报，纵览时事政治，以及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大事，知晓一切新鲜事物，对于志向高远的毛泽东来说是多么的紧迫和重要啊！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就已经宣告独立。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人们兴高采烈，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毛泽东认为自己参军的目的达到了，决定退出军队。他把自己的要求向班里和连排长提出来，连排长们都极力挽留他，并说当兵能有出路，意思是说当兵以后能够升官发财。但这些都没有留住他。然而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夺后建立的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变得更加黑暗了。当了半年兵的毛泽东需要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军队，继续读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从半年的军事生涯中，受到很大的启发，他对旧军队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这为他以后领导秋收起义，以全新的理念建设一支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他对这半年的军队生活有着很深刻的记忆，并经常深情地怀念曾经与自己在一起的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已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很有感触地对几十年前的战友朱其升说：当年我带有学生气，对军旅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有个叫彭友胜的副班长（即“副目”）与毛泽东的关系很好，在毛泽东要退出军队时他见挽留不成，还赠送给毛泽东两块银元作为日后不时之需。1951年3月14日彭友胜请当过塾师的夏金声老先生代笔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追忆往事，畅叙别情，婉转地提到自己年老体弱，生活窘迫，希望毛泽东帮他找份工作。信发出去后，老伴直埋怨他，说：现在的国家主席就是过去的皇帝老爷哩！你一个山村农夫，人家毛主席还有工夫理你个茬？但彭友胜很快就接到了毛泽东于同月31日写的长达3页信纸的复信，中间仅隔17天。复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班长的绵绵情谊。信中讲到自己接到彭友胜的来信“甚为高兴”，并说来信“写得太客气了”。对他要求帮助找工作一事，则耐心地劝他安心农业生产，“待在乡下为好”，“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们作报告”。毛泽东与过去的辎重营营长毛紫奇和文书毛煦生的关系也很好。建国后，毛泽东在给毛煦生复信中还问及：“毛紫奇尚在人间否？”这里，不难看出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始终以平等热情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老战友，十分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9月7日晚，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一起到北京火车站，去迎接国民党元老程潜先生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毛泽东亲切地对程潜说：我们是老乡，你又是我的老上司。辛亥年间，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而毛泽东是新军中的一名列兵。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忆犹新。20世纪60年代初，他还曾同战友们说过：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程潜）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这里的点点滴滴饱含了毛泽东对故旧、战友的浓浓深情，也使他们感受到已是党和国家主席的老战友与大家的感情是多么亲近、真挚而美好啊！

从1911年春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至1912年春退出军队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开拓了视野，了解和学习到不少东西，更加直观深入地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虽然在到长沙的一年之前，这里曾发生过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当时他还在韶山冲的家中，有好几天都和同伴们在一起讨论此事，深为饥民的遭遇感到不平，但只有身处长沙城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晚清政局中新旧势力的复杂斗争，更能体会到广大民众的疾苦。半年的军队生活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脱下戎装的毛泽东，举止斯文中又透出一股虎虎有生的朝气。他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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