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新式教育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受母亲的影响，他十分同情和热爱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为他们的遭遇抱不平的思想感情越来越浓烈。当他读到一些富有爱国色彩的书籍后，受到极大的感染，使这种同情人民疾苦的朴素感情，逐渐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几万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的事件时，他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1909年湖南发生大水灾，长沙、湘潭、宝庆、衡阳等县也发生虫灾、旱灾等灾荒。由于奸商、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官府勾结省外奸商和英美外商，导致米价疯涨。广大人民粮食断绝，无以为生，长沙爆发了群众抢米风潮。1910年4月，几万城乡饥民涌到官府请愿不成，便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领事所、洋行、轮船公司、税关，还波及到湘潭、益阳、滨湖各县。暴动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当场打死14人，伤者更多。饥民们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20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暴动失败的消息很快被逃出长沙的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传到韶山。毛泽东和同学们非常愤激，认为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饥民，对于他们的遇害，痛心不已，在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原来自己在旧小说里所关注的事情，竟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联想起几十年前当地哥老会首领彭铁匠被捕斩首事件，他与同学们都非常同情和钦佩彭铁匠，认为他“是一个英雄”。这一切在爱憎分明的少年毛泽东心里，埋下了最初的反叛种子。

在韶山冲读书的时候，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两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一次是谈到停学在家时读了此书后的感受，一次是谈到此书激发自己产生了继续读书的愿望。他说：“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白天要干繁重的农活，晚上又要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他又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父亲还是让了一步，准许毛泽东复学，于是他便先后到两处私塾共读了一年。

《盛世危言》是本什么样的书呢？该书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人，是我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盛世危言》是一本专讲西学新法、社会改良的书，在当时发行量很大，各种版本翻刻了10多万册，对于康梁的戊戌变法曾起过先导作用，其影响遍及朝野，以至能够传播到韶山冲这样落后闭塞的山村。

郑观应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提出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富强之本”。他的主张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所区别，也不同于洋务派官僚只重视“船坚炮利”，而不重视本国政治改革的做法。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他的改良主张，在当时中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这本在当时已经出版了一二十年的书，对于生活在偏僻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成了茅塞顿开的读物，使他开阔了视野，激发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也深深地吸引他去了解、关注发生在山外的一些大事。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还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这些书籍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对他特别有意义的是“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这部书讲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英、法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形。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时，有一位毕业于法政学校的维新派教员李漱清，从外地回到韶山。他办过学校，为人正直；他反对迷信，主张把庙宇改成学校，以开发民智。毛泽东很钦佩这个维新派人物，赞成他的主张，拜他为师，经常去他家借书看，请他修改作文，听他讲时事。李先生很器重他，还劝说其父让毛泽东多读些书。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政治周报》时，曾邀请李先生去广州协办周报。其子李耿侯，是毛泽东建立韶山党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后来李耿侯与弟弟李贡侯等先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在毛泽东16岁时，父亲打算送他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当时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之间的毛泽东，已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期盼着到外面继续求学，接受新式教育。恰好他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县的东山书院已经改成了讲授新学的高级小学。毛泽东听了很动心，很想进这所学堂读书，便请舅舅、堂叔、表兄和老师一起来劝说父亲。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个聪明有为的好少年，都向毛顺生力荐他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

1910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韶山冲，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转折，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僧人释月性（1817-1856）的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借以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和决心。毛泽东投考东山学堂作答试题《言志》时，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向。校长李元甫阅卷后，大为赞赏，高兴地对人说：“我们学堂取了名建国材！”

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旧址

东山学堂既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文、史地、音乐等，但比较注重讲授西方的新学。毛泽东完全被接触到的新事物所吸引，除了埋头读中国古代历史之外，还喜欢读外国的历史地理。学校有一个藏书楼，他常去借阅书籍。国文教师贺岚冈看到他对历史很有兴趣，特地送他一部《了凡纲鉴》。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古文写得铿锵有力。毛泽东的《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文章得到教员和校长的称赞，对他作出“自幼聪颖，很会写文章”的评价。国文教员在阅《宋襄公论》一文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因此在全校出了名。后来他同斯诺谈起时说：“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广博的知识、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毛泽东日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大有裨益。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呼吸到了新思潮清新的气息。这时他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但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说：“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就义，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他们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素质，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鼓吹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所谓“新民说”，主张君主立宪，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文章，在国内风靡一时，在知识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的文章更是感情丰富，大气磅礴，通俗易懂，琅琅上口，被称为：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新民丛报》为最终推翻清王朝，作了宣传动员和理论准备。

1910年下半年毛泽东读到的《新民丛报》，已经是停刊了几年的旧杂志了。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经代替了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新民丛报》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一系列主张是前所未闻的，启发他以全新的视角来思考国家和自己命运。他说：“有段时间受梁启超办《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显而易见。

毛泽东读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时，作了一段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一个农村少年具有如此过人的领悟力，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并以此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可见，后来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实践斗争，绝不是偶然的。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离开东山学堂前，还用过“子任”作笔名。

毛泽东写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

这时毛泽东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事情。他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三那里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第一次知道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深受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事迹的感染，特别钦佩经过8年艰苦战争赢得美国独立的华盛顿。他在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这里他向同学好友坦露了自己强烈而朴素的爱国情怀。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仅读了半年，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这所学堂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了，他极想到长沙去读书。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清末湖南开风气之先，兴办了大量新式学堂，其中长沙就有二三十所。东山学堂的校长、教师，看到他学习成绩优异，便推荐他去长沙投考中学继续深造。恰好贺岚冈老师应聘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愿意带他去该校读书，这正好符合他想去长沙念书的迫切愿望。但这一愿望仍受到父亲的阻挠。经过亲友、老师的劝说，父亲才让他继续读书。1911年的春天，毛泽东去长沙读书了。

毛泽东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个大城市，“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毛泽东遇到了不少撞击心灵、使自己心情难以平静的事情。在湘乡驻省中学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关心时事政治和社会动态，很快就投入到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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