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情深

恩师

唐代思想家韩愈在论及教师时说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对于莘莘学子的成长，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啊！毛泽东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富有学识、智慧和别具胆略、魄力的奇才，成为在功业、思想、风范及影响上都光耀千秋的历史伟人，固然与他青少年时期为了救国救民，探求真理，刻苦励志、不懈奋斗有关，同时也与不同阶段为数众多老师的谆谆教导、悉心培育以及对他品格的精心锻造是分不开的。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介绍毛泽东在各个不同学习阶段几位有代表性的老师。

文正莹（？-1929）　毛泽东母亲文素勤的二哥，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正直、温和的乡中儒士。毛泽东从2岁多至8岁是在唐家坨外婆家度过的。其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常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私塾馆玩耍。小小年纪的毛泽东竟能安静地坐下来听课、背书，接受了多年的“学前教育”。八舅父特别喜欢聪慧的毛泽东，还教他读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手把手地教他写毛笔字。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接他回韶山，正式入读私塾。临走前，文正莹还送给毛泽东一本《康熙字典》。到了1910年秋，毛顺生决定让毛泽东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这时，文正莹会同毛泽东的几位塾师、亲友

一起说服毛顺生，让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

以后，文正莹还悉心照料毛泽东有病的母亲，并妥善料理她去世的后事，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激。1929年2月，文正莹被军阀许克祥部抓捕，受尽严刑拷打。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不久，重病不起去世。后来，毛泽东得知八舅父已去世，十分悲痛，在给表哥的信中说道：“八舅父仙逝，至深痛惜。”

1951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表哥文运昌时动情地说：“八舅父是个大好人啊，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他对我毛泽东是有大恩的！”

邹春培 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将毛泽东送入南岸私塾，接受教育。塾师邹春培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同辈，被称为“春培阿公”。邹春培除了讲授毛泽东早已会背的《三字经》、《百家姓》外，还教《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教学生用填红蒙字来学写毛笔字，但毛泽东自己写的比别人填的红蒙字还要好。由于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省先生”。

其实有时毛泽东也不让老师省心。一次，邹老师外出办事，布置学生在校背书。等邹老师回来，却空无一人。过了很久，他们才浑身湿漉漉地回来，原来他们去游泳了。邹老师严厉责问带头去游泳的毛泽东，却遭到顶撞。父亲毛顺生知道后要毒打他，他便离家出走三天。还有一次，毛泽东带头淘气，邹老师罚他对对子，这也没有难倒毛泽东。老师出上联“濯足”，他立即对以“修身”……。老师不禁连连点头。这时，邹老师已感到毛泽东“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非吾辈所能及矣”。他已力不从心，便对毛顺生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时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毛宇居（1881-1964）　毛泽东的堂兄，为人正直、练达，诗文书法都好，颇具才学。人称“韶山一枝笔”，深受乡亲们尊敬。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老师对聪颖好学的毛泽东很是喜爱，但对他的顽皮淘气，也深感头痛。关于毛宇居老师对毛泽东的一次别样的惩罚——要他即景作诗一事，前面已讲过。后来针对毛泽东的特殊情况，毛宇居因材施教，布置一些高深的教材让毛泽东学习，还将藏书借给他看，以扩大他的视野。

1907年夏，毛泽东离开了井湾里私塾，辍学在家务农。此后，他们师生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过。毛宇居老师保存了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毛老师以极大勇气称赞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邀请毛宇居老师来京。他三次进京，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26日下午，毛泽东邀毛宇居一起来到毛震公祠，看到这里的陈设依旧，毛泽东心潮难平。他对毛宇居说：“1927年我回来考察农民运动，你们就在这里敲锣打鼓欢迎我”，“你还在欢迎会上致词：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当晚毛泽东宴请当年的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和乡亲。他将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并向他敬酒。毛宇居连忙起身谦让：“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回答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的尊师佳话很快就传开了。

李漱清（1874-1957）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当时有位被毛泽东称为“激进派”教师的李漱清从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毛泽东常常跑到李家屋场上找李漱清聊天。李老师博学多才，热情地向毛泽东灌输维新救国思想，推荐新书，帮助修改作文。毛泽东从李老师那里接受了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毛泽东读过李老师推荐的《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后，受到极大震撼，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李老师。新中国成立后，在给其儿子李介侯复信中说：“尊翁健在，可为庆贺。尚祈转问候之意。”1951年，毛泽东邀请李漱清等老师进京，并在中南海宴请他们，表达了自己对李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麓钟（1866-1921）　毛泽东的堂伯父，他的最后一位塾师。毛麓钟出生于韶山一个书香之家，26岁考中长沙府学秀才，深受毛氏族人和乡邻赞誉。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入读毛麓钟开办的中西合璧式的东茅塘私塾。他十分仰慕毛麓钟老师的学识和为人，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更使他大受启发，于是更加刻苦读书，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对他也格外看重，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给他点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书籍，辅导他阅读《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关于“治乱兴衰之书”。 毛泽东在这里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也接受了较多的新思想教育。

1910年秋，毛麓钟与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等老师一起说服毛顺生，使毛泽东得以走出韶山冲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

毛麓钟于1921年病逝，毛泽东十分悲痛。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在同塾师毛宇居叙旧时，说：当年在家种了两年田后“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

李元甫（1872-1941）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校长。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走出韶山冲，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心情很激动。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言志》，他的作文立论高远，文笔流畅，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国家民族危机的现实，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校长李元甫是位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人士，看了毛泽东的作文后，高兴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建国才！”一些教师看了毛泽东的作文后也都赞不绝口，主张马上录取这位考生。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籍贯不是湘乡县，个别教员以此为由不同意录取。经李元甫校长的据理力争，大家才同意破例录取。于是，毛泽东在这所“洋学堂”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李元甫常说：“教师的天职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因此，对学生中的人品学识拔尖者，学校一定要精心培养，备加爱惜！”他很喜欢毛泽东的文采，以及忧国忧民的宏伟抱负。一天早上，他对学生训示道：“东山学堂是我三湘子弟求学问、长知识之园地。凡我学堂之学子，没有富贵贫贱之别，惟有才智人品高下之分。学堂教育之要项，乃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力戒任人唯亲。毛生泽东，虽来自湘潭，出身农家，然吾观其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实乃我校一奇才！诚望列位同学，敬人以自敬，好人为师，切勿夜郎自大……”而毛泽东也最爱听李元甫老师向大家讲述的“中国一天天贫弱，是遭受列强欺侮之缘由”的时事训话，他铭记老师的教诲，在学好书本知识之外，认真研究“天下国之要事”。

半年以后，1911年春毛泽东离开东山学堂。临行前，李元甫校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到省城中学去深造。毛泽东顺利地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

谭咏春 毛泽东就读东山学堂的五班班主任。毛泽东初来东山学堂人地两生，谭咏春老师爱生如子，使远离亲人的毛泽东得以慰藉。谭老师很喜欢朴实无华、出类拔萃的毛泽东。为了不让他受委屈，谭老师让儿子谭世瑛从家里搬到学生宿舍，和毛泽东睡一个铺。1910年冬天，毛泽东曾身患感冒，高烧引发肺炎，几天水米未进。谭老师便请人绑了一架竹床，把他连夜抬到湘乡县城的一家教会医院治疗，使他病情转危为安。谭老师父子还把毛泽东接到家中，端汤送药，精心照料，使他很快康复，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

谭老师还鼓励毛泽东主动到同学们当中去找朋友、找友谊，向他介绍历史名家有关识友、择友和交友的论述，教导他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句，连鸟儿的啼鸣，也是寻求伙伴而发出的声音，更何况万物之灵长的人呢？”谭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多与同学们交往吧，用他人的长处比照你的短处，发现别人的毛病用以警戒你自己的言行，学习和做人方能不断取得长进啊！”谭老师的教诲，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老师的教育启发下，毛泽东每天挤出一定时间，阅览各种报刊杂志，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他的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都是上乘之作。谭咏春老师阅后赞不绝口：“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并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破例给《宋襄公论》一文打了105分，并照例批给同学们传观。出类拔萃的毛泽东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

贺岚冈 1911年春，毛泽东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曾回忆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个大城市，“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

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他所说的“一位高小教员”，就是东山高等小学堂史地老师贺岚冈。

在东山学堂，贺岚冈老师十分关心毛泽东的成长。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得知他对历史很有兴趣，还写得一手好古文，就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他，这对于爱读书又无钱买书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一份难得的礼物。

贺老师通过与毛泽东的密切交往，感到应该让他到长沙的中学继续深造。于是，和校长李元甫、教师谭咏春商议送毛泽东去长沙读中学。此时恰好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泽东说，愿意带他前往读书。经过贺老师与表兄王季范的担保推荐，毛泽东顺利地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学生”。在这所学校，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这与在该校教时事政治课的贺岚冈老师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1955年5月，毛泽东邀请同学谭世瑛到北京，回忆在东山学堂的同窗岁月时，毛泽东深情地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冈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校，也不会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是呀，在当时，他们能够那样关心一个学生，真不容易呀！

符定一（1877-1958）　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后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是湖南近代开一代先河的大教育家。1912年2月，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入学考试的国文考题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毛泽东在文中阐明两者的重要性及其关系后，强调教育对国家富强所起的基础作用。文章逻辑严谨，文理豪放。符定一老师审阅考卷后，深为毛泽东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风所感染，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当看见这位来自湘潭乡下、穿着土布衣服的考生时，不禁自问：“他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吗？”

符定一老师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从各个方面出题为难这位考生。然而毛泽东从容对答，常有惊人之语应对。符定一老师又取出纸、笔，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一挥而就。符定一校长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的文章赞叹不已，兴奋地对语文教师说：“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呀！”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符定一像伯乐那样，慧眼识才，较早发现了毛泽东不同凡响的才能。以后，他一直同情、支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他出任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柳潜（1878-1930）　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的班主任兼国文教师。他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柳老师十分爱才，一直对毛泽东这位“头名状元”刮目相看，特别对待。他除对毛泽东严格要求、悉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作品，使之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语言文字的训练。

1912年6月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史论文章，被柳潜老师评价为是一篇“实切社会立论”、“作有功于社会文字”的作文。毛泽东在这篇作文中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他认为商鞅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政治家，其新政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理应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拥护，但事与愿违，人们竟然不信新政。毛泽东写道：“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柳潜老师十分赞赏毛泽东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给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柳老师匠心独具，在毛泽东仅有600字的文章里，眉批和总评字数加在一起却有150个字（正文已有详述，此处略）。

在柳老师的笔下，一位忧国忧民、才华横溢、笔立千仞、力能扛鼎的青年毛泽东形象已跃然纸上。柳老师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写下的“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这一批语，竟然在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中得到了应验。

胡汝霖（1865-1949）　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经学教师。1936年，毛泽东在向斯诺追忆早年在省立一中读书的往事时，曾经说过：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那里的一个教师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师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这位借给毛泽东这部珍贵史书的老师就是省立一中的经学教师胡汝霖。毛泽东在省立一中读书时，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阅读课外图书，引起了酷爱读书的胡汝霖老师的注意。他便主动与毛泽东交谈，对于毛泽东的扎实的文史功底和执着的读书兴趣颇感惊奇，因而特别看重和喜爱这个学生。

胡汝霖老师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其中有一部珍藏多年的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部史书在《四库全书》中又叫《御制通鉴阐要》，是清朝乾隆帝钦定出版的。这是一部代表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编纂意义在于“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全书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明朝的基本史实，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毛泽东花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津津有味地通读了这部长篇史论集，收获良多，很受启发。这时他感到在校读书，不如退学自修，通过博览群书，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毛泽东在将这部书送还胡汝霖老师时，谈了自己的想法。胡老师表示尊重他的意愿，还就自学的方法，如何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等问题，作了语重心长的叮嘱。后来毛泽东曾多次和同窗好友周世钊谈到胡汝霖老师，称赞这位真心关照和培养过自己的老教育家“一生淡泊，难能可贵”。

杨昌济（1871-1920）　字华生，湖南长沙板仓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六年学成

后转赴英国修学，后赴德国、瑞士游历。1913年回国后，数次辞官从教。他亲笔书写的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抒发自己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爱国情怀。 杨昌济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精神，熏陶了毛泽东等青年学子，赢得了学生们的敬重与爱戴。毛泽东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杨昌济老师在长沙数以千百计的学生中，最欣赏的是毛泽东、蔡和森，以及后来与毛、蔡分道扬镳的萧子升。关于杨昌济老师专门为学生毛泽东的家世和履历写的一篇日记，前面已经讲过。这足以说明杨昌济老师对于毛泽东这位农家学子是极为器重的。1918年6月，杨昌济赴北京大学任教后，还直接帮助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鼓励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优秀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直接沐浴在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潮春风中。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不幸在北京病逝，毛泽东十分悲痛。1920年冬天，在毛泽东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谈到新民学会的成立缘由时，特别提到“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这也可以说明杨昌济老师在毛泽东等优秀学生中的特殊影响力，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师生关系。

徐特立（1877-1968）　原名懋恂，字师陶，湖南善化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早年为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问题时的妥协退让，竟拿菜刀砍掉自己的左手小指，蘸着血写了抗议书，由此蜚声全省。徐特立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精通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各科，讲课生动、活泼，经常联系生活中的事情进行分析，认为“那些干巴巴的教条只能让学生打瞌睡，让学生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解”。

毛泽东十分推崇徐特立老师倡导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青年时代徐特立信奉“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把自己继承祖上的一点薄产变卖之后买书。在自学时，他常在书中重要的地方划线，有时还选出重要的句子抄在本子上。这一方法使他获益很大。在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大多数学生在阅读时往往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于是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先生的思想是先生的，学生的思考是学生的。学生只有多动笔墨，才能使自己在学习、思考和消化中不断积累，循序渐进。

在徐特立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看法记录下来。他每读一本书，都会有条理地记下书中的名言警句，写出自己的体会；记下其中的典故、全文的要点和自己简短的议论。形成了多读、多想、多写、多问的系列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他每天都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笔记本有许多种，累积了有好几大网篮。毛泽东在自己学过约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上留下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徐特立老师非常喜欢毛泽东，夸他是全校学生的楷模，还到毛泽东的指导教师杨昌济那里把批语和文章要过来，自己也加上批语，发到学生手中，要大家效仿。

在徐特立老师60岁寿辰之际，毛泽东送去了亲笔贺信：“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道出了一代伟人对恩师敬慕与爱戴的心声，足见徐特立老师作为“中国大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

袁仲谦（1868-1932）　字吉六，又名仕策，湖南省兴化县人。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读书时的国文教师。1936年，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很风趣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毛泽东所说的“袁大胡子”就是体貌威猛，蓄着长须的袁仲谦老师。袁老师学识渊博，有很深的国学修养，教授毛泽东古文长达五年。最初毛泽东不喜欢袁老师，认为他保守专制，但看到袁老师教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心里十分敬重。袁老师看到毛泽东勤奋刻苦，对祖国历史文化研究用心，很是喜欢。但对毛泽东着意模仿梁启超的文风很有看法。袁老师对他说：“作文之道，首应务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并限令他改变文风，下工夫学习韩愈的文章。毛泽东听从师命，买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古文文体。

袁老师还把自己做学问的经验告诉毛泽东。他说，学习的“秘诀”在于：“治学”，要坚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记袁老师的教诲，坚持勤学苦练，终于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得知袁老师早已去世，便尽力帮助生活困难的袁老师夫人；为袁老师亲笔题写了墓碑。196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做客，席间谈起第一师范的袁吉六老师时，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微笑而谦虚地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黎锦熙（1890-1978）　字邵西，湖南湘潭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毛泽东就读湖南一师时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师。早年曾被湖南督军谭延闿聘为秘书，但他很快便发现衙门复杂，坚辞不就，改办《长沙日报》。接着他创办《湖南公报》，仍任总编，不久被查封。又改办长沙《大公报》，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因此在任教第一师范前，就已誉满长沙城。

黎锦熙老师只比毛泽东大3岁，因两人是湘潭同乡，历史又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所以毛泽东很尊敬这位年轻有为的老师，常去请教；而黎锦熙也非常器重毛泽东这位气质非凡的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说古道今，纵论天下大事，很快成为挚友、兄弟。黎老师执教不囿于旧的章程，总想尽办法闯出一条让学生易学易懂易用的新路。利用图表法进行教学，便是一例。他教历史课，把年代、人物、事件、历史地位和贡献等，都用图表加以排列，从中便可把纷繁复杂的历史搞清楚，这使毛泽东受益匪浅。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日后成就一番伟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黎老师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毛泽东，知道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当时，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进步老师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又附办刊物《公言》，抨击教育弊政。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助抄写文稿，并从中获得一些酬劳补贴。

黎锦熙和毛泽东的交往一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交情历尽种种考验，愈发显得厚重。1919年末，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到北京。黎锦熙闻讯，即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99号福佑寺看望。他曾回忆说：在毛泽东办公的香案上，“左边摆着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后来听说毛泽东组织共产党，又传闻毛泽东上山打游击，黎锦熙一直是同情和支持的。

黎锦熙老师悉心保存着毛泽东的六通书信，这是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泽东的信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黎锦熙老师将这六通书信亲手送交毛泽东，作为毛泽东60岁最珍贵的寿礼。

王季范（1884-1972）　字邦模，湖南湘乡人。毛泽东的表兄，他就读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老师、学监。毛泽东的外婆家，将外孙与自己的孙子们排行并列，王季范排行第九，是排在第二十三的毛泽东的“九哥”，他们宛若亲生兄弟。1898年夏，王季范考取东山书院，临行前将自己读过的书清理好，送给毛泽东，叮嘱他好好读书习字。

1910年盛夏，王季范考入湖南省长沙优等师范读书。毛泽东也已读过6年私塾，但父亲毛顺生不打算让他继续上学，要他去湘潭一家米店学做生意。王季范知道后，不假思索地说：“姨父要你退学经商？那怎么行呢？你的天资比我们都高，荒废了岂不可惜！”此时，毛泽东感到：自己很想读书，特别想到外面去读，可到哪里去落脚呢？王季范告诉他说：“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办得不错，早先是有名的东山书院，刚刚改成洋学堂。我看就到东山学堂去读吧！”

几天之后，王季范邀集七舅、八舅，还请来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等老师，去做毛顺生的工作。大家都说毛泽东天分好、会读书，只要不断深造定会大有出息。毛顺生只好答应送毛泽东到湘乡读书。但毛顺生怕多花钱。王季范就连忙说：那不要紧！到东山学堂读书，不要太多的钱，只要交1500文铜钱，连伙食都有了。至于说到其他的用度，我包下来了。由于表兄王季范等的鼎力相助，毛泽东终于走出韶山冲，就读新式学堂。半年之后，又是在王季范和贺岚冈两位老师的帮助下，顺利地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得到了王季范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以至于“保护”。1913年春，毛泽东考取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立志以教育救国。1914年春，四师并入第一师范，王季范老师任第一师范学监兼数学教员，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毛泽东不满学校带有浓厚封建教育色彩的教学内容和管理制度，引起一些保守教师的非议。对此，王季范老师经常与这些教师进行沟通。同时在王季范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懂得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学业也有了很大长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王季范老师来北京相聚。他紧握着王季范的手，极富感情地向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

方维夏（1880-1936）　号竹雅，湖南平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就读第一师范时任博物、农业科教师，后被聘为学监主任。1920年离校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

方维夏留学期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的熏陶。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湘为农业省，宜重农业，而博物、手工为农业工作之导师”。他希望学生掌握过硬本领，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优秀学生更是寄予厚望。方维夏老师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将老师所讲的话，工工整整地记入听课笔记本《讲堂录》，如“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等等。毛泽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修学旅行，由近而远、由浅入深地去了解社会，进而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在一师期间，方维夏老师全力支持毛泽东参与和组织一些社会活动。1917年下学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进行改组，校长孔昭绶指定方维夏代理会长。而原由方老师兼任的总务一职，方老师则推荐由毛泽东担任。他向同事们介绍说：两年以来，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文牍，掌管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等事项，做了大量工作，显露出极高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干。他是可以胜任学友会总务这个重任的。毛泽东在学友会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二是体育活动。这是符合方老师的办会指导思想和培养一批有理想、有学问和强健体魄人才要求的。

毛泽东还在方维夏老师的指导下，主办过工人夜学。通过实践，毛泽东初步积累了社会活动经验。1917年6月，方老师主持了一师的“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以49票名列当选为新闻人物的34人之首。方老师对毛泽东的评语是：敦品为“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为“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文学为“长于国文词章”；言语为“长于演讲，论辩应对”；才具为“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胆识为“冒险进取，警备非常”。足见方老师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器重。

方维夏老师一直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他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1936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留在湘赣边坚持游击战争的方维夏老师与夫人在桂东沙田被捕，后英勇就义。毛泽东获知噩耗后深感悲痛。他对徐特立老师说：“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力学，德高望重，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四十多岁投身革命，了不起呀！”

五四时期，是毛泽东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为数众多的知识界、社会著名人士，对毛泽东或多或少都有过指导和帮助。因篇幅所限，这里仅对陈独秀、李大钊作些介绍。他们是风云激荡的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导师和政治领路人，在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产生过巨大影响，使毛泽东经过反复比较、扬弃，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1879-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一问世，立即风靡全国。正在湖

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等人在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早年毛泽东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较深，这时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毛泽东的楷模。

在《新青年》的感召下，毛泽东将自己通过多年来体育运动的实践，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的成果《体育之研究》，由杨昌济推荐给陈独秀，发表在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同时是探索人生哲学的一篇杰作，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可见他对青年才俊毛泽东是多么的爱惜和器重！

当时，陈独秀提出依靠人民铲除军阀势力，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主张，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陈独秀还是站在战斗第一线的英勇战士，亲自散发传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1919年6月不幸身陷囹圄。毛泽东惊闻陈独秀被捕后，立即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痛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充满敬意地称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

五四前后，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有陈独秀对他的许多指导和帮助。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不久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从此，毛泽东与陈独秀便开始了最初的交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在青年毛泽东人生轨迹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起了导向作用。

1919年底，毛泽东因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陈独秀耳闻目睹了湖南驱张斗争后，高度赞扬毛泽东等湖南青年的斗争精神，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表达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青年的敬爱之情：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加广泛。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又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与李大钊一起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发刊词中明确宣布：“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信条。”此后，各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的建党言论，成为各地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后来给蔡和森的信中就写道：“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团组织的工作，也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取得了突出成绩。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唯独表扬了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虽然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后来离开了党，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陈独秀给予了高度评价。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中谈到“如何研究党史”时，特别提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陈独秀去世后三年，毛泽东在谈到党的“七大”工作方针时又一次说道：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烈汉诺夫……。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由此可见，陈独秀作为毛泽东那一代先进青年的精神导师和政治领路人是当之无愧的。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抗议日本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斗争，他起草的通电《敬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1916年李大钊回国，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他的名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讴歌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演说，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在李大钊的影响和鼓励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从《新青年》杂志上读过李大钊的一些文章，如《青春》、《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他反复阅读，摘抄某些精辟的段落。李大钊提出的为创造一个不断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斗争等观点，对毛泽东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启示作用，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不仅需要改造，而且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等各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造 。

毛泽东受李大钊直接影响，主要是两次赴京与李大钊交往过程中形成的。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关于如何解决自己在北京的生活费用的问题，他曾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可。”又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当时毛泽东负责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即报刊阅览室。每天登记新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他还协助李大钊整理书刊。这份工作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仅提供了生活来源，还能阅读到各种新出的书刊，接触到新思想，有机会当面向李大钊请教，得到他的指导帮助，这给毛泽东带来的思想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李大钊是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说。不久这篇演说和其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使毛泽东能够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从毛泽东身上，也感受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新民学会会员中，毛主席、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12月底，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李大钊非常热情地支持他们的驱张运动，并向毛泽东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推荐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希望他好好研读。李大钊还同毛泽东商谈过组织青年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写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就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这表明，他们当时都是十分向往列宁领导的苏联的。

毛泽东两次赴京，在李大钊的直接帮助和引导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对毛泽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李大钊继续对他给予悉心的“帮扶”。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的经营中，资金严重短缺。此时，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帮助解决文化书社的日常经营问题。

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李大钊与毛泽东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也受到过李大钊思想的影响，包括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等。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精神导师和政治领路人李大钊，是十分崇敬的。他在《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指出：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和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夯实了思想基础。当行进的队伍快到北京时，毛泽东远远地看到古都城垣，十分激动，心中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毛泽东认为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广大青年的导师，也是自己的恩师——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李大钊的不朽业绩和思想风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踏着先辈的足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努力奋斗。

同学好友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就说过“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深感“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求友之心甚热”，“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因此，他在修学储能阶段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学问品德俱佳、志向远大，能够肝胆相照的志同道合的同学好友。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对当时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好友，作些简单介绍。

蔡和森（1895-1931）　湖南湘乡人。又名蔡林彬。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1895年生于上海，后随母亲返回湖南老家。13岁入南货店当学徒，在幼小心灵中萌生了对剥削者的反抗情绪。因不堪老板虐待愤然离开南货店，仅用一年半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18岁时因不满封建家庭欺凌，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离开湘乡赴长沙读书。

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二年春，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与蔡和森同在一个年级学习。在杨昌济、徐特立等进步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们刻苦攻读，严格要求，努力使自己成为有学问和道德高尚的人。共同的理想抱负，使两个出类拔萃的青年结为挚友。校园内的君子亭，是蔡和森、毛泽东与同学好友一起探讨治学、人生、真理等问题的地方。李立三曾说过：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的青年中就将毛、蔡奉之为表率。恩师杨昌济老师对他们两位特别器重，杨先生临终前还极力向章士钊推荐二人。

蔡和森从青少年时起，就积极探求革命真理，投身社会实践。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毛泽东、蔡和森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和实际领导人。在他们领导下，新民学会成为湖南人民革命斗争的核心组织，并领导了勤工俭学运动和驱张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思想理论探索和干部准备。

1918年夏，他们从湖南一师毕业。他和毛泽东积极主张新民学会向外发展，并一起筹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6月23日，他离长沙赴北京途中赋《少年行》诗一首：“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吾目治，为学志转坚。从师万里外，访友入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渊。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充分表达了蔡和森准备远涉重洋、探索救国真理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1920年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时，“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当时，蔡和森与毛泽东之间有不少书信往来。如：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们在法国蒙达尔尼会上确定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方针，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还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毛泽东于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表示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关于改造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即用俄国式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特别强调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12月底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表明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蔡和森在建党理论方面的卓著贡献，也见证了蔡和森与毛泽东之间纯洁而真挚的革命友情。

蔡和森回国以后，积极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同时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注意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誉为全国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

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敌人的残酷迫害，但他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至英勇就义，年仅36岁。他的革命业绩、崇高精神和伟大风范，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丰碑上，与日月同辉。

何叔衡（1876-1935）　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从小一面务农，一面读书，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09年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3年37岁的何叔衡到长沙，入学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并入第一师范），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何叔衡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他一直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1918年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任执行委员长。何叔衡处事老练，被毛泽东评价为“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他从一师毕业后，利用任教长沙市内中学、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等职务，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0年8月，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参加筹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1921年元旦大会上，他明确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同年7月，何叔衡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后，何叔衡回到湖南，先后任中共湖南支部成员及后来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回国后，他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由于何叔衡没有丝毫旧文人的那种迂腐气，办事又精明热忱，毛泽东曾赞扬他：“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深为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的牺牲感到震惊和悲痛。何叔衡的不凡业绩、道德情操、思想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

罗学瓒（1894-1930）　湖南湘潭人，别号云熙。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时，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这在罗学瓒的日记中常有相关记载。如，1917年罗学瓒在日记里写道：10月8日“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干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罗学瓒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曾作有励志诗《自勉》，并注有说明：“书此以为异日遇艰难时之反省也。”

诗曰：

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

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

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

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后，罗学瓒是第一批会员，并成为骨干。毛泽东在第一次赴北京前，曾给他写过一明信片，信中写道：“赴法二百元能筹，旅保一百元无著是一问题。旅保费，俟弟至京与蔡商量筹借，或有著未可知。”信中还谈到了他们开展了“从事教育之有大益”的讨论。信末写有“以后与兄商量之处尚多，此亦其一也。馀不具”和“ 弟泽东八月十一号”的落款。此信从长沙邮寄给湘潭马家河唐恒泰号转交给罗学瓒。当时，毛泽东等正在为组织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他们到北京后，生活很困难，开始都是散居的，“后来集居一处，地点在后门内三眼井胡同七号。同居的人如下：子升、云熙、赞周、润之、焜甫、章龙、玉山（欧阳玉山于此后一年入会），和森也由布里村搬来加入。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919年罗学瓒赴法国勤工俭学，与毛泽东常有通信往来。他和李维汉等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罗学瓒等由于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10月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回到上海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回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先后在湖南省总工会、中共湖南省委工作，曾任中共湖南省醴陵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期间，还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以及湘江中学任教。1927年春毛泽东到醴陵，罗学瓒陪同毛泽东对全县各地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罗学瓒仍然坚持斗争。1929年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工作，先后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不久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顽强斗争。1930年8月27日在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刑场上，罗学瓒与18位革命先烈一起被敌人枪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年仅36岁。

张昆弟（1894-1932）　号芝圃，湖南益阳人。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受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的影响，与蔡和森、毛泽东结为好友。他们之间的交往，张昆弟日记多有记载。《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入选《毛泽东早期文稿》“副编”，其中有一篇是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写道：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可见他们在畅谈理想、探讨人生等思想方面的交流很多，而且有相当的深度。

1918年4月，张昆弟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创建新民学会。1919年10月，与李维汉、李富春等4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12月回到上海。

1922年春，张昆弟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之一，任中共北平区执委会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在中国工人运动低潮时，张昆弟受党组织派遣去郑州协助恢复了京汉、陇海铁路总工会。先后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和党团书记，中华铁路总工会干事、党团书记，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书记。土地革命时期，调任中共北方局委员，是中共六大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在河北、山东和京浦铁路沿线领导工人斗争，先后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

1931年春，张昆弟以中共中央“工运特派员”身份到湘鄂西苏区开展工作，任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仅数月，在张昆弟领导下，会员发展到2万余人，他从中挑选2300余人参加了红军。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2年被“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致死。

陈章甫（1894-1930）　又名陈昌，湖南浏阳人。1916年后，陈章甫先后受聘于长沙女校、周南女中和第一师范附小，任地理课教员。善于雄辩与演讲，是毛泽东的好友。当时毛泽东广交志趣相投的朋友，用“二十八画生”署名发出《征友启事》，意即想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启事特别标明“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1917年寒假，毛泽东应邀来到陈章甫的家乡浏阳考察。他们朝夕相处，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深感热血青年救国救民责任之重大。

陈章甫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当时陈章甫想去日本留学，但毛泽东希望他能留下协助工作，还特意写信给蔡和森，蔡也同意他留下，“帮办会务，为学会立其基础”。1920年年底，陈章甫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浏西特别支部书记。后受中共湘区执委会委托，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办党的干部学校——湘江中学。

大革命时期，陈章甫从事统战工作，被推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曾前往河南北伐前线担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7月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冬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湘西贺龙部。1930年1月到达澧县，遇到自己的学生、时任县长的唐佑越，唐借口为老师“洗尘”，诱捕陈章甫，得赏金2000元。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如获至宝，亲自出马劝降，陈章甫唇枪舌剑，予以痛斥。同年2月23日，英勇就义。时年36岁。

1951年4月，陈章甫的女儿陈文新（中国科学院院士）代其母亲写信，同时自己也写了信，一并寄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文新同志：

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

问候你的母亲。

祝进步！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信中充满了对陈章甫烈士的深情厚谊，以及对烈士家属的关怀，对其后代的思想、学业的关心。

这是浏阳市档案馆珍藏的陈章甫烈士的日记本。为纪念建党90周年，浏阳市档案馆首次通过《浏阳日报》向社会公开这本珍贵的革命文化史料。这本日记是记在湖南一师蓝格笔记本上的，取名“寸阴笔记”（取珍惜时间之意），署名“陈章甫”。日记起于1915年12月，止于1916年5月，共33页；末附陈章甫致毛泽东信，致萧子升、毛泽东信，致徐特立信底稿共三通。日记文字简略。从中可以了解陈章甫当年读书、交友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历程。

向警予（1895-1928）　原名向俊贤，女，土家族，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从小接受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立志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辛亥革命后向警予来到长沙，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读书，改名向警予。1916年夏，向警予毕业后，怀着“教育救国”的愿望，在家乡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担任校长。在她的主持下，学校发展到八个班300多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1919年向警予参加新民学会。10月，她和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年底，同蔡和森、蔡畅及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5月，向警予与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在法国，她和蔡和森、李维汉等发起组织“工学世界社”，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创建党的活动，并写信给毛泽东，讲述自己留法的思想情况和努力方向。时隔数月，毛泽东经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给向警予复信。他写道：一年以来对于湖南问题曾为力不少，但效果不大，“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毛泽东从自治运动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表明毛泽东已彻底摈弃了改良主义思想。

向警予在留法期间，曾多次给她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好学向上的侄女向功治写信。她在1921年4月29日的信中，鼓励她学好基本科学知识，注意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亲师取友，问道求学，是创造环境改进自己的最好方法。”语重心长地告诉她：“毛泽东、陶毅这一流先生们，是我的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将。我望你常在他们跟前请教！环境于人的影响极大。”

1921年向警予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被法国政府驱逐，年底回国。1922年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早期的妇女运动。她是中共二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三大、四大中央委员。期间，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等许多重要指导文件，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等大量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为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在武汉坚持斗争。

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她始终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时年33岁。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向向警予学习的号召，他指出：“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彭璜（1896-1921）　字殷柏，又称荫柏，湖南湘乡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与组织发动长沙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作为商专学生代表与毛泽东等一起，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发动长沙及湖南各地学校罢课，发起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7月9月，彭璜主持了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组织了焚毁日货的游行示威大会。湖南军阀张敬尧胁迫他停止活动，被他严词拒绝。不久，彭璜加入新民学会，以省学联名义创办《湘江评论》，特邀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8月，赴上海进行驱张运动的宣传联络工作。

1920年2月，彭璜在上海创办《天问》周刊，明确提出“民众自决”的口号。5月，他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半淞园聚会，确定学会工作目标是改造社会。8月协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任筹备员；与毛泽东倡议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团，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被推举为会计干事，“驻会接洽一切”。同年9月，彭璜与毛泽东联合教育、新闻、工商政各界人士，发起湖南人民自治运动。10月10日，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当局镇压。11月左右，彭璜参加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他赞同毛泽东、何叔衡提出的“激烈方法和共产主义”的主张，认为“组织劳动党有必要”。彭璜因操劳过度，精神失常，于同年秋逝世。新中国成立后，彭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彭璜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推心置腹、直言不讳的挚友。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信彭璜，起因可能是彭璜与易礼容之间，为非原则事情发生的激烈争执。彭璜与易礼容是同学，都是新民学会会员。

毛泽东在信中作了许多自我批评，他说：“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然后称赞彭璜：“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同时指出其十条缺点，并说这些缺点，自己大都也有，“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又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从信中可以看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彭璜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他们的确是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他们之间既讲原则，又讲情理；既严肃认真，又亲切诚恳。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能够开诚布公，认真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严于律己，求同存异，正确处理同志间的纷争。由他们结成的革命团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萧三（1896-1983）　原名萧子暲（一作子嶂），读书时起名萧植蕃，笔名有天光、埃弥·萧﹑爱梅等，湖南湘乡人。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萧子升之弟。早在1910年下半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就读于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就产生了深厚友情，这种友谊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当时，毛泽东曾向萧三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使他第一次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深受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事迹的感染。

书看完后，毛泽东在还书时对萧三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书一看，整本书都用墨笔打了许多圈圈点点。书里的英雄对毛泽东很有启发，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停一会，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毛泽东向好友坦露了自己强烈而朴素的心声和爱国情怀。

萧三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时，与毛泽东又是同学。他和哥哥萧子升以及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1920年萧三赴法勤工俭学时，还将新民学会上海半淞园会议的精神和结果带到法国。他参与组织了“工学世界社”。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起义，还担任过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1928年，萧三因病赴苏联疗养，先后任教于远东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学院。他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参加过一些国际性会议。在苏联的十多年里，他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成为最早用诗歌等文艺形式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革命家和文化艺术家。1939年萧三回国以后，长期担任文艺界的各种领导职务，撰写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传记）等书籍，以及民歌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的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流传极广，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萧三主编出版了《革命烈士诗抄》等诗歌集和大量书籍，并作为中国文化界的代表与和平使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维汉（1896-1984）　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留校任初级部主任。在第一师范期间，同毛泽东、蔡和森等相识，并参与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7月5日至10日，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举行重要会议，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的决定。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问题上，当时李维汉虽已初步认识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却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会后他写信给毛泽东，说：“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又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接着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体现出青年李维汉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并期待在社会实践和学习研究中不断提高认识的愿望。1920年8月，他和李富春等人在“工学励进会”的基础上，以部分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和核心，成立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体——“工学世界社”。

李维汉于1922年回国，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3年4月起至1927年4月，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并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和李维汉完全同意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首先全文发表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同志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局。

此后，李维汉历任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中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机关梯队队长，兼任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7年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党校代理校长等职。以后一直在党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是政协第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198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李维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于五四前后的毛泽东作出了客观评价，他说：“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确切，……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同志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当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当时我们称为‘主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的。他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青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李维汉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呕心沥血，不辞艰辛，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易礼容（1898-1997）　湖南湘乡人。1919年就读武汉明德大学，参加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1920年加入新民学会。8月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做出了贡献。他还参加过毛泽东组织发起的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毛泽东曾在《通信集》中为易礼容6月30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上面写了800余字的按语，信中写道：“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而对于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应该怎么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之外的“主张”主要是指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进而勉励大家“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这就为新民学会会员们指出了明确方向。

1921年易礼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南自修大学事务主任。历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长沙湘江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委员长等。在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他与毛泽东一道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帮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兼任经理。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省临时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党的“八七”会议后，易礼容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1928年后易礼容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43年3月他任中国劳动协会书记长，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抗战胜利后，配合工运领导人朱学范，为国共两党工会的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斗争，遭到通缉，转移到香港。

新中国成立前夕，易礼容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召，从香港来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易礼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劳动保障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副秘书长。他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3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9岁。

周世钊（1897-1976）　字惇元，又名敦元，别号东园。湖南宁乡人。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学6年。周世钊擅长诗词，曾任校友会文学部长。受徐特立老师影响，矢志从事教育事业。1918年夏，加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并兼工人夜校管理员，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12月，毛泽东发起领导驱张运动，他和同学们一道积极支持，

并参加驱张运动的示威游行。后参与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还撰写发表了一些抨击时弊、宣扬新文化的文章。

1921年以后，周世钊以“教育救国”为宗旨，婉拒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筹划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1925年春，应徐特立老师聘请，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执教国文。1927年适逢国共合作，经徐特立老师介绍加入国民党，任《南岳日报》编辑。马日事变后，周世钊拒写反共文章，毅然从报社辞职，也未参加国民党的重新登记。此后，一直在长沙市明德中学、稻田中学、长郡中学、周南女中任教。

抗日战争时期，周世钊持节自守，热心实施“教育救国”主张。他曾自编国文教材，选用培养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方面的内容，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1946年，周世钊与国民党脱离关系。1947年7月，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员、教导主任、代理校长，积极支持学生护校行动，开展迎接长沙解放的进步活动。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周世钊以湖南第一师范代理校长的身份，领衔长沙一些原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向毛泽东致贺电。毛泽东不久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周世钊接到回电后，受到极大鼓舞。自此，他和毛泽东中断了20多年的联系，又很快恢复了。他多次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款待。1951年2月，周世钊在毛泽东支持鼓励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他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民盟主任委员等职。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周世钊与毛泽东之间常有诗词唱和。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留下了不少毛泽东与周世钊、柳亚子、郭沫若等人唱和的经典作品。

1976年4月20日，周世钊在长沙病逝，享年80岁。

罗章龙（1896-1995）　曾用名：敖阶，号文虎，字仲言；笔名：沧海、景云、真君、纵宇一郎等。湖南浏阳人。早年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1912年就读长沙第一联合中学，1915年入长郡中学读书。当时，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罗章龙是最早的响应者。关于罗章龙如何响应，他们如何约定相见及谈话内容，在本书第二章已有详述。

1918年4月罗章龙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为了向外发展，学会根据对近代中国留学情况的具体分析，首先选定日本。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先派罗章龙去日本留学。4月下旬罗章龙启程前，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其壮行。毛泽东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罗章龙一个信封，说其内有一首小诗相送。这是一首题为《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4月）的七言古诗。此诗抒发了这一代青年的豪情壮志和宽广胸怀。

但是，罗章龙到了上海后，得悉日本发生迫害中国侨民的风潮，义愤之下中止赴日。同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他与毛泽东等住在后门内三眼井胡同7号，8个人挤住很小的屋子，“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得十分清苦。

1919年，罗章龙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参加创办《工人周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1923年6月，当选为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成员。主编《中国工人》。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直参加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11月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曾任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全总党团书记。

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此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校经济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后调到北京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罗章龙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萧子升（1894-1976）　又名萧瑜，湖南湘乡人，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他与毛泽东相识于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对斯诺回忆在该学堂的经历时说：“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不过，他们当中有我的朋友，有两个尤其与我志同道合，其中一个现在当了作家，在苏联。”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两个朋友，一个是萧三，另一个便是萧子升。

1911年萧子升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他与毛泽东虽不是同班同学，但他们都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志趣相投，感情深厚。毛泽东曾于1915年7月到1916年7月，给萧子升写了13封信，主要是向好友敞开心扉，谈自己对于治学目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一些思考。在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撰写的序言中，他写道：自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做学问像筑台，“台积而高，学积而博”；但学问不但要博，尤其要精，“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他认为萧子升的札记积累了很多材料，“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毛泽东记述的学习方法，在今天仍具有启迪意义。

1917年暑期，他们两人曾一起“游学”，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的不少乡镇。这段游学经历，对于两个好学向上的青年都是刻骨铭心的。

1918年4月，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被选为学会的总干事。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7月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召开的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上，在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争论。8月初萧子升写信给毛泽东，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以教育为工具”。而蔡和森在信中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并“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毛泽东在复信中明确表示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对于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选择：“我于子升、和笙（即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萧子升回国后，还与毛泽东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萧子升后来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任党务指导委员、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全国大陆解放后，他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著有《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

当年，在第一师范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对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三位弟子特别器重。他们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下，各自作出了历史性选择，毛泽东和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而萧子升接受无政府主义，主张“温和革命”。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了毛泽东、蔡和森同萧子升分道扬镳。

邓中夏（1894-1933）　原名邓康，字仲懈。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1917年入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代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两年后回国，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曾先后当选为中共二大、五大中央委员，三大、六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15年秋，邓中夏在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学习时，和蔡和森是同班同学、好友。通过蔡和森介绍，邓中夏对杨昌济先生非常崇敬。在杨昌济的家里，蔡和森介绍邓中夏认识了前来求教的毛泽东。共同的师长、相同的志向、相仿的年纪，使邓中夏和毛泽东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进北京，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邓中夏常与毛泽东见面。他们同是北大哲学研究会会员。1919年3月，毛泽东离京返湘，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密切联系。

1919年初夏，邓中夏积极投身五四运动，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5月中旬，他前往长沙，与毛泽东、何叔衡等联系，提出为适应斗争形势要改组原来的湖南学联。25日，毛泽东主持长沙各校20余名代表开会，他向代表们介绍邓中夏后，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生运动情况，会上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新学联成立后，组织领导了长沙20所学校的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等6项要求。这是邓中夏和毛泽东点燃的湖南爱国运动的烽火。

1919年，毛泽东曾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发往各地。《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涉及面很广的71项问题。邓中夏对毛泽东寄来的《章程》表示完全赞同。为了扩大影响，他把《章程》刊登在1919年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附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12月，毛泽东为领导湖南驱张运动第二次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并将他们安排住在福佑寺内。期间，毛泽东常去北大找邓中夏、罗章龙，一谈就是大半天。邓中夏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谈话内容。邓中夏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鼎力支持。隆冬时节给毛泽东等送去寒衣，使他们倍感亲切和温暖。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邓中夏和罗章龙等“辅社”成员在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并合影留念。

毛泽东这次到北京，深受李大钊影响，而邓中夏对他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将自己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借给毛泽东阅读。他俩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持学会工作的邓中夏致力于把学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团体，毛泽东非常支持。后由于学会中“左”、“右”两派分歧加大，邓中夏欲解散学会，毛泽东表示赞成他的主张。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是成员之一，协助李大钊开展各项具体工作。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1年10月22日，毛泽东出席第一师范同学会常年大会，欢送夏曦赴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邓中夏正好从四川回湘，毛泽东即邀请邓中夏参加会议。邓在会上作了题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的讲演，受到大家的欢迎。

邓中夏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期间，利用吴佩孚虚假提倡“保护劳工”的时机，和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等携手倡导劳动立法运动。邓中夏和毛泽东、林育南等人，向国会众议院递交了要求将《劳动法大纲》列入宪法的《请愿书》。要求在国家宪法中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团体缔结契约、国际联合、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参加工厂管理、受教育等各项权利。毛泽东还成立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领导劳动立法运动，有力地支持了邓中夏。这是他们两人为实现中共二大决议精神而领导的一次重要斗争。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统一战线。邓中夏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与会议选出的陈独秀、毛泽东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一起开始在党中央任职。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邓中夏任上海执行部工农部干事。他们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并肩战斗。

1927年8月，邓中夏和毛泽东都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1928年6月邓中夏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作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工作。

1932年邓中夏被调回上海工作，不幸于1933年5月被捕。在狱中，被叛徒供出身份。邓中夏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经受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考验。他对狱中地下党负责人说：“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1933年9月21日，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9岁。

邓中夏和毛泽东是“八七”会议后分别的，这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1950年，南京修建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毛泽东在奠基碑上题写了“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表达了他对邓中夏等许许多多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哀悼。

恽代英（1895-1931）　原籍江苏省武进县，出生于武昌一官僚家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13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入中华大学文科学习。他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博览群书，除阅读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外，还涉猎自然科学；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器重和同学敬慕；他擅诗善文，还具有演讲的天才。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许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士。1917年10月，恽

代英创办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进步社团之一。

恽代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1924年初，恽代英和毛泽东、邓中夏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后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发表大量论述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文章。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在上海被捕，后被叛徒顾顺章指认。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他在就义前留下了豪迈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与恽代英，都是怀着忧国忧民、爱国兴邦、革新社会的远大志向和抱负的先进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迅速成长。他们分别是湖南、湖北两省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实践中，相互支持，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恽代英于1917年在武昌成立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建立新民学会。毛泽东出任《湘江评论》主编后，将该刊寄给恽代英，请代为销售。恽代英通过互助社兴办的书刊贩卖部销售《湘江评论》，使该刊及毛泽东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恽代英也将自己撰写的《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在《湘江评论》上全文刊载。通过这些活动，他们相互支持、声援，加深了沟通和友情。

接着，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领赴京代表团，计划先在武汉地区开展宣传活动。恽代英对此十分关心和支持，当毛泽东将驱张宣传资料交给恽代英后，他连夜与互助社、仁社的成员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恽代英告诉毛泽东，自己正在筹建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十分赞赏。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途经武昌时，又与恽代英就书社的发展方向、组织半工半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毛泽东赞扬“利群书社是进步青年探索真理的桥梁”。半年以后，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为了大量购置图书，毛泽东请恽代英作信用介绍，恽代英欣然接受这一请求。

恽代英等曾应文化书社的邀请多次到长沙、衡阳一带开展宣传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读书会、讲演会，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在当地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文化书社成员易礼容也经常到武昌参加利群书社的各类活动。同年秋，在恽代英的要求下，利群书社成员唐际盛等人，经毛泽东介绍到长沙第一师范二部学习。当时，恽代英还开办了利群毛巾厂，半工半读活动搞得很活跃。不久文化书社也照此开办了织布厂，不少进步青年在厂里边学习边劳动，体验新生活。毛泽东还请利群毛巾厂派技术人员来帮助。恽代英便派林育英（张浩）去传授织布技术，使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这两个书社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重要阵地，推动了两湖地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毛泽东与恽代英两位挚友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后来以无限怀念的心情谈到：“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目光远大，政治立场坚定，与我也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ozedong/20221178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