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一中的高才生

1912年春，毛泽东退出新军后，决定继续读书。但是对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应就读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尚未作出决定。那时长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他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各种招生广告：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校、商业学校，等等。这些广告让人着迷。毛泽东自己也无明确主见，先后交了五六次广告费，每次每校一元钱。他首先报考了警察学堂，但看到肥皂制造学校不收学费，提供膳宿，还有津贴，特别是广告中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等，感到非常吸引人、鼓舞人，于是他决定做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受朋友劝说，他又报考了法政学校。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去报考商业学堂、高级商业学校，曾一度产生了做个“商业专家”的想法。他还写信告诉父亲，得到了父亲的积极支持。但是他只在这个学校上了一个月便退学了。最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这里还有个插曲。当时，省一中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都很欢迎这位状元生来校读书。但是又有点不大相信来自偏僻山村的青年考出那么好的成绩，于是加了一项新生面试。毛泽东被安排在单独的一间房内，由符定一校长和一位国文教员当面商定文章题目，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校长亲自监考。毛泽东略加思考，即文思泉涌，很快写出了一篇妙笔惊人、比入学考试还要好的文章。阅卷时，校长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对国文教员说：“了不得，了不得！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呢。我们省一中取了个栋梁之材呀！”就这样，毛泽东被省一中正式录取了。

这所学校很大，在长沙很有名气，是当时办得比较好的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获得了许多知识，还发展了自己的某些特长。他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让教师们感到十分惊讶。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这位借书给毛泽东，并令他念念不忘的老师就是经学教员胡汝霖先生。胡老师是湖南长沙人，清末进士，曾经担任过县令。由于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看不惯清末官场的腐败，便弃官从教。当时，毛泽东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广泛涉猎课外书籍，引起了胡老师的注意。在与毛泽东交谈中，胡老师感到他具有厚实的文史功底和强烈的读书欲望，于是特别看重和喜爱这个学生。看到毛泽东一篇篇文采出众、思想深邃的文章，胡老师知道这个学生是一位难得的“良材”，因此常把自己文史方面的藏书借给他阅读。这次，胡老师特地将珍藏多年的一部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了毛泽东。

1950年毛泽东与湖南省一中原校长符定一在一起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四库全书》中又叫《御制通鉴阐要》，是遵照清帝乾隆旨意编辑的一部史书，它是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因此命名为《通鉴辑览》。卷首是乾隆帝书写的序言，还将《资治通鉴》一书中乾隆帝御笔朱批的800多条汇集到该书之中，故名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该书共有116卷，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明朝的基本史实，全书采用编年体例，纲目相从，确实是一部极其难得的好书。这部史论集，是阐明清朝官方观点的正史，是乾隆帝整个文化统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在于确立一个标准，“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毛泽东从胡老师那里借到这部书后，欣喜万分，用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非常认真地通读了这部史论集，收获很大，很受启发。为此他对胡老师十分敬重和感激，以后经常与同窗好友周世钊谈起这位老教育家，赞扬胡老师“一生淡泊，难能可贵”。

毛泽东虽然在省立一中时间不长，但他在1912年6月写下的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赞为“实切社会立论”、“作有功于社会文字”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作者在题目下面，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个字。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史论文章。

“商鞅徙木立信”，是流传甚广的历史故事，见之于《史记·商君列传》。据《史记》载：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委任大政治家商鞅为左庶长（即左偏裨将军）。秦孝公接受商鞅变法的主张，先后两次实行变法，使秦国由一个贫弱的国家很快强盛起来。起先，商鞅担心百姓信不过变法，就在国都南门竖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这根木桩搬至北门，赐予十金。结果，谁也不相信有这等轻而易举的好事，没有人去搬。商鞅进而又宣布谁将木桩搬至北门，赐予五十金。后来果然有一个人将木桩搬至北门，便当即赐金。人们不敢相信搬个木桩会有这样的重赏。这让人们亲眼看到并相信商鞅的新法，都是要执行的。“徙木即赐”的故事，为秦国新政的推行，取得了公众的信任。毛泽东阅读之后，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抒发感怀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其新政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理应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拥护。但事与愿违，人们竟然不信新政。“商鞅徙木立信”就是为了取信于民。这时，毛泽东对于挽救国家危亡的救国之道，仍然沿用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老路子进行思考。

国文教员柳潜老师十分赞赏毛泽东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给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在毛泽东这篇仅有600字的文章里，柳先生匠心独具，在多处写有评语，加眉批和总评共有150个字。

柳先生的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文末写了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廿八号 ”。

在柳先生笔下，一位忧国忧民、才华横溢、笔立千仞、力能扛鼎的青年毛泽东的高大形象已跃然纸上。柳先生本人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写下的“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这一评语，后来竟在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中得到了验证。

一个学期快要结束时，特别是毛泽东用了几个月时间非常认真地读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他在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还给胡汝霖老师时，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胡老师。

起先胡老师极力劝阻他不要离开学校，认为如能完成学业将来必有所成。但是，毛泽东的一番心里话打动了胡老师。他说：自己已初步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深感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必须学好社会科学知识，学好文史课，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研究自然科学。自己对社会科学的课程特别喜爱，学得也刻苦，都订有学习计划，这样就形成了“偏科”。之后，有些科目（如国文、历史）的成绩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而另一些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则往往只够个“及格”。加上省一中的校规又很刻板，课程设置也很有限，不能满足自己强烈的求知欲，逐渐对与自己理想和意愿相去甚远的教学内容产生了厌倦，因而更加向往那种不受课堂和课程限制的“自由读书”方式，以使自己在自学中博览群书，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养分。

胡老师对毛泽东的独到见解和非凡志向表示尊重和赞赏，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自修确是“颇为有效的读书法”，但只有认真掌握自学的方法，方能够事半功倍，学以致用；希望毛泽东学思结合，真正求得真知。

毛泽东在省一中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1912年秋到1913年春，他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看书学习，度过了半年自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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