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党成立之初，集中力量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中旬，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不久在北京、济南、汉口、长沙等地设立分部。10月湖南分部在长沙成立，毛泽东任主任。湖南分部的工作，除了负责湖南省的工人运动之外，还负责对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指导。

在湖南开展工人运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1920年11月成立的湖南劳工会，是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这个劳工会只作经济斗争，其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它拥有不少群众，约有会员7000人。劳工会的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他们在工人中有相当威信。因此，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勇敢，并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黄爱还先后接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组织的劳工会。当时，劳工会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有人去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把劳工会引导到指导思想正确和斗争目标明确的轨道上来。他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自己的住处恳切交谈。

毛泽东鼓励他们反对赵恒惕和从事工人运动，同时也批评了他们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工团主义思想；批评他们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只用手枪炸弹推翻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特刊号上，毛泽东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表示对湖南劳工会寄予厚望，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第二叶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叶，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因此对劳工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要由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黄爱

庞人铨

毛泽东的建议被黄爱、庞人铨采纳，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为书记制，将过去的会计、评议、交际、教育、出版、调查、俱乐、介绍等8个部，集中改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关于“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10多个工会；创办了阅报处、工人夜校、女子职业学校、工人读书会；出版了《劳工》和《劳工周刊》等刊物。从此湖南劳工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21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时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马林“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马林对长沙的工人运动作了充分肯定。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这就有了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为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共同支配中国”的华盛顿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规模宏大、影响全国的游行示威。黄爱、庞人铨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有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到军阀赵恒惕逮捕，翌日晨即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同时湖南劳工会和该会出版的《劳工周刊》亦被封闭。黄、庞英勇就义后，毛泽东极其悲愤，立即召开会议，部署对赵恒惕的斗争。在毛泽东主持下，工人群众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还发行了纪念特刊。

赵恒惕害怕遭到群众舆论的谴责，严密封锁消息。毛泽东根据过去领导驱张运动的经验，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派他去常德动员黄爱60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毛泽东也经武汉去上海，组织反赵恒惕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事件的经过，号召人们向黄、庞学习。全国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曾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期间，毛泽东在强烈抨击赵恒惕假民主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立法的观点，要大家注意“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强烈要求省宪法必须对劳动立法作出明确规定。毛泽东关于劳动立法的观点，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19条》要早一年多，不愧为我国劳动立法运动的首创者。他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名义召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多个工会代表，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议决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同盟，要求国会迅即通过劳动法案，否则“我全体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虽然在军阀政府统治下，实行劳动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组合权的呼声，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广大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活动，以及推动劳动立法运动，初步获得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深知依靠和培养工运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派遣干部到基层，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10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20多个产业工会。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

油画：《毛主席与安源工人在一起》作者：侯一民

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领导发动了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高潮。特别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17000多工人，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毛泽东早在1920年11月，因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到萍乡休息时，就去过安源考察，了解到工人每天劳动长达12小时，工资低微，而且伤亡事故不断。1921年冬，毛泽东被派往安源指导工作。他两次到安源，下到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决定把安源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点，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告诉李立三要利用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李立三到安源后，利用开办平民教育的名义，打听到举人出身的萍乡县知事喜欢古文骈体，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成立了李立三任主任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取得了合法地位。5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当他听说安源工人举行声势较大的“五一”游行时，呼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立即告诫大家，不能一下子把共产党公开出去。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而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李立三

刘少奇

此后，他们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吸引大批工友加入俱乐部。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到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提出“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工人俱乐部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他指示安源党组织，要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到1923年安源就发展建立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

1923年4月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毛泽东又第七次到安源，指示安源党组织，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时，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他来安源前，就提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们与矿局谈判，揭露矿局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指出其结果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同时号召工人紧急动员，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时局的变化。安源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始终坚持在退却中寻找进攻的正确方针。

在安源大罢工前后，毛泽东还发动了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1922年10月，毛泽东发动领导的长沙6000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工人生活非常贫困。工人从10月6日起就开始罢工。毛泽东为此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的条件，禁止工人请愿。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工人有组织了，社会各界同情我们，此事如没有赵恒惕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是不敢杀人的。

10月23日，长沙二千多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大步走在工人队伍中间指挥。他领着工人们喊口号，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工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批准。25日，毛泽东起草的《呈省长文》在《大公报》上发表。“呈文”写道：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20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这是毛泽东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策略的成功实施。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开展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成立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到1922年11月，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为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公开的司令部。从此，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湖南工人大罢工，使赵恒惕政府深感不安。他们造谣污蔑工人运动，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对此，毛泽东和中共湘区执委会决定先发制人，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进行说理斗争。12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身份，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23人，同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和省长赵恒惕等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毛泽东等就请政府说明对工界的态度，集会结社自由等10个问题同他们进行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承认省宪法第12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完全有效”。毛泽东等严正申明工人的态度，说：“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们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发表在1922年12月15日至1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事后，赵恒惕对其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湘区执委会成为全党领导得力、组织严密、工作业绩突出的地方党组织之一。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一时期，湖南工运罢工斗争10次，胜利及半胜利有9次，失败1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毛泽东杰出的领袖才干由此脱颖而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党的三大，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一职。4月，毛泽东安排好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中共三大，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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