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学励志探求救国真理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看到他的作文卷子后赞叹地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他被四师录取，编入预科一班。1914年春，四师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被编入本科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按学制计算，他又多上了半年学。到1918年暑期毕业，他将在一师度过五年半的“修学储能”岁月。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自然环境幽美：面对滚滚北去的湘江，湘江西岸是景色秀美的岳麓山；左靠可通湖广的粤汉铁路；附近还有一些工厂。第一师范创建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其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1912年改称现名。这时一师的规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是毛泽东以前就读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而学校的办学理念、教育风格也令人耳目一新。

一师规定的教育方针是“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教师来校授课，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注重吸引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来校就读。期间与毛泽东先后考入的同学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暲等，还有比毛泽东大17岁的何叔衡。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的毛泽东

这所堪称培养新青年摇篮的学校，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大事，必须有大本领；要有大本领，就必须努力学习。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志向，毛泽东更加发奋读书，从书本中获得大量知识，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他不断追求真理，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有政治见解的青年人。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去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国际上正是“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国内，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获得新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内忧外患，四分五裂，人民生活苦难深重。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接受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接着张勋又上演复辟闹剧，北洋政府内阁更迭频繁，军阀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人们追求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希望破灭了。当时，中国已经产生了新兴的产业工人，一场以《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新的一代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开始了新的探索。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在这样的时代，青年人读书目的是什么，应该立什么样的志向，怎样立志，是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说：“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毛泽东与一般青年不同，他主张应该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要把自己读书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结合起来。他认为“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毛泽东认为立志离不开对真理的追求，读书的目的首先是寻找真理，要很好地研究学问，并行动起来为真理而斗争。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915年9月，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提出了“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在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他认为，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他与朋友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事，不谈家庭琐事。他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以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因此，心系社会、修学储能、苦读励志的宏伟抱负，伴随着毛泽东的整个青年时代。

杨昌济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遇到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不少好老师。其中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对他的影响最大。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孔孟学说与程朱理学。1903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6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3年，后游历德国、瑞士。他不仅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西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的教育家。回国后，多次辞谢做官而从教。在一师讲修身课时，他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做学问既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又要有独立分析和批判的精神。杨昌济的渊博学识和高尚人格，吸引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在他的周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1937年徐特立在延安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经常登门求教，假期里还步行120里地到板仓杨宅求教。他们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给友人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毛泽东从杨昌济这位恩师那里学习、观察到的一切，感受至深，惠及终身。

而杨昌济在长沙数以千百计的学生中，最欣赏的是毛泽东、蔡和森，及后来与毛、蔡分道扬镳的萧子升。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可见，杨昌济一开始就把毛泽东看作“农家”出的“异材”。

毛泽东还经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教解疑。黎锦熙在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拜访他近20次的内容：

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学术。5月9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话读书事。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7月4日，星期日。……润之至，阅《甲寅》6期。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7月15日，星期四。……与润之说研究法。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7月20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7月21日，星期三。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8月8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8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连贯。8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处，……润之昨日之到校矣。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9月，黎锦熙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此后，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

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读书的方向，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等课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文史哲书籍，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这里，毛泽东把这77种书目开列出来，作为做学问必读之书，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都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奋发踔厉”，刻苦勤奋。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很早就去上早自习；课余时间不是到阅报室看报，就是到图书馆找书；晚上熄灯之后，还常常到饮茶室或走廊等处看书，因为那里的灯光通宵不熄。他从不肯浪费半点儿时间，而且常常求学问教，持之以恒。他还培养自己既善于“静中求学”，可以一个人跑到山林里静静读书，也能够“闹中求静”，有时他特意坐在车水马龙的街心看书。他除了认真学习学校的课程外，还广泛阅读报纸和新来的书籍。对于那些不易找到的好书，有时还整本抄下来。如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他就借来全文抄下，共抄了七大本。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特别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泛读前人的书，而是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记下来。他每读一本书，都会有条理地记录书中的名言警句，写出自己的体会；记录下其中的典故、全文的要点和自己简短的议论。形成了多读，多想，多写，多问的学习方法。他每天都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他的笔记本有许多种，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累积了有好几大网篮，后来都送回韶山存放。

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毛泽东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其他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一位塾师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的《讲堂录》，是毛泽东于1913年10月至12月留下的听课笔记，间有读书札记。记的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讲堂录》共有47页，一万多字，约400条。全部文字为毛泽东一丝不苟地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成。前面11页全文抄录了《离骚》、《九歌》，后面36页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等等。这些议论多是做人治学的随感，他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立志要超过古人，历史证明他的确超过了古人。他写道：“天下事物，万变不穷”；要“高尚其理想”，修身，“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朝气。少年须有朝气，……怠惰者，生之坟墓”；“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实意做事，真心求学”，“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等等。这些蕴含深刻哲理的名言警句，对他日后的思想、品德、工作方法都有重大影响。

毛泽东还特别好问，虚心求教。不论读书、看报、听讲，遇到疑难问题总要记下，以便向人请教。他与同学们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请杨昌济作指导老师，还经常向各位老师求教。他们讲学论道，互阅日记，议论时局，臧否人物；还到爱国人士讲学的船山学社去听讲。对于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者从外面来的有名学者，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拜访、请教。1917年春，曾经支持帮助过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号：白浪滔天）专程来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即萧三）得知后，特地由毛泽东执笔、两人联名给宫崎寅藏写信，表达要求见面聆教的愿望。信中写道：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生长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在湖南，理学和实学交织扎根，历代相传。到了晚清，形成了以强调经世致用、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明清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影响巨大，他崇尚实学，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早期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曾国藩和他的幕僚，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严格整军治政。

一师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在这片浓厚的文化土壤中受到了强烈感染。

在杨昌济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同时，他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认为曾国藩是既能“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认为做学问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实事求是”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取传统思想的精华。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解释，并亲笔题写“实事求是”四字，镶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清代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颜元的“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了不少这方面言语，如：“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等等。

虽然同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但是以1916年为界，毛泽东在一师的读书生活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则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这同当时国内思想界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共和制不能实现的关键，是缺少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的彻底批判。先辈们的救国斗争屡遭失败，国民对之则“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其中就有毛泽东。他开始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认为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把它同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

1917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但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因为它“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讲授伦理学，课本是19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上留下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并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抒发了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1950年这位同学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他接过这本书时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为我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部分手稿

毛泽东所说的心物二元论，就是哲学上的二元论，其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他的这种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但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陷入唯心主义，“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青年毛泽东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有其必然性。当时知识界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非常容易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杨昌济在讲授《伦理学原理》时说过，自己所讲的“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长期以来的耳濡目染使毛泽东深受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他在批语中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发挥了原著的一些观点。

毛泽东批注过的《伦理学原理》之一页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毛泽东对真理的探索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他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认为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审视当今中国，“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必须再造”，“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这里洋溢着改造中国社会的辩证法观点和奋发向上的激情。

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差别”和“抵抗”两个概念，认为这是在“动”中求变、求新的内在依据。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而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他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写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把“差别”、“抵抗”与“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即抓住它的根本。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即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谈了对“本原”的看法。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是它支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为此，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31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本原”落实到“人心”层面，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将它概括为“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他写道：“盖我即宇宙也。”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了“精神上”，则强调了“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如，在关键时刻，“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不然，就“未达正鹄”。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超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蕴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毛泽东认为，人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他既反对空谈，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他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遨游，大量地汲取中外文化里的养分，又闪烁着独立思考和科学判断的智慧之光。期间，他写了《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

但毛泽东这时的思想尚未定型。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他还在继续探索，“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认为“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的”。由于毛泽东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探索的出发点，这使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又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始终特别重视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在第一师范所受到的教育对毛泽东的为人处事、品行习性和人格特性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酷爱读书，志向高远，坚忍不拔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便自觉地将读书运用到救国、治理天下的革命实践当中，使自己由玉石而成“伟大之器”，成为中国“拄长天之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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