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京大开眼界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三湘大地，来到古老而又新思潮澎湃的都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不辞辛劳，统筹全局，为解决准备赴法留学的湖南青年学习法语、筹措路费等诸多棘手问题，使一批一批青年学生顺利地登上赴法旅程，做出了众所周知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等刚到北京时，主要任务是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筹备工作。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首先解决自己在北京生活费用来源的大问题。他曾回忆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怎么解决的呢，他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据北大档案工资发放册记载，他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当时北大教授月薪是二三百元。

北京大学旧址——红楼

北京大学图书馆由5个阅览室组成，毛泽东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刊阅览室。他的工作每天除打扫外，便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包括《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大公报》以及英、日文等15种中外文报纸。此外，他还协助过李大钊整理书刊，协助过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的确，当时的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学术思想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入高潮。因此，这份工作对于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不仅有了开展工作的生活来源，而且还可以阅读到各种新出的书刊，接触到新思想，结识学校内外的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这给他带来的思想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北大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毛泽东曾在这里工作过

但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想做的一些事情，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顺利。他在回忆时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名字，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他提到在新闻学会里结识了一些人，如陈公博、谭平山，“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以后参加的两个学术团体。

邵飘萍

新闻学研究会，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宝璜和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等发起，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邵飘萍是上世纪20年代富有正义感的著名记者和《京报》社长，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1925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当时邵飘萍在新闻学研究会兼任讲师，讲授过“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强调“访员”（即记者）的素质与思想的训练。毛泽东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后，听过邵飘萍讲课，平时也愿意与他接近，在有关新闻工作业务知识等方面，得到过邵飘萍很多帮助。1919年10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大会，会长蔡元培颁发证书。毛泽东获得了该研究会颁发的听讲半年的证书。可惜，他当时已经回到湖南了。这段经历对于毛泽东以后办《湘江评论》、《平民通信社》等报刊，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宣传舆论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思想影响。后来，毛泽东常常感念这位曾指导和帮助过自己的邵飘萍先生。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先生为革命烈士。

哲学研究会，成立于1919年1月25日，是由胡适、马叙伦、杨昌济、梁漱溟等教授们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一些北大著名教授曾在该会授课。如胡适讲过“中国哲学”、张颐讲过“康德哲学”、徐炳昶讲过“法国哲学”等等。毛泽东在该会学习研究了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东西方哲学名家的著作，大大拓宽了视野。1921年初他谈到研究计划时曾说：“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

毛泽东在北京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的一些活动，也与他们有了一些交往。“每事问”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他是不会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的。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三位先生分别座谈过一次，“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于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而尊重的，曾说过“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对于校长蔡元培先生，毛泽东仰慕已久，为勤工俭学事还多次拜访过蔡元培。蔡元培的人品与学问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些都是毛泽东早年经历中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在李大钊先生手下工作，李先生的言行更是给了他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关注，而李大钊则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先生作的《庶民的胜利》演说。不久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这两篇文章，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从毛泽东身上，也感受到了“新青年的创造能力”。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李大钊著：《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

当时毛泽东还认识了王光祈、张国焘等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还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他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北大学生朱谦之，是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谈得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因此，毛泽东也赞同过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

在北京，毛泽东的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他从杨昌济先生家中搬出后，一直同蔡和森等七个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屋里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当“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古城北京的美，对于毛泽东却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心理上的补偿。此时，杨昌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了他情感上的慰藉。毛泽东进第一师范读书时，杨开慧还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几年过去了，如今已出落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毛泽东经常来往于杨老师家里，与她的感情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冬日里，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护城河畔和北海公园，欣赏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而激情荡漾的毛泽东“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期间，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虽然在那里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然很满足。他还两次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去调查。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19年春天，毛泽东因母亲病势危重，要赶回湖南服侍母亲。此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法语预备班的学习，很快就要启程赴法国了。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受到了浓厚的新文化运动氛围的熏陶，像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新思想，自己还来不及进行反复比较和消化。但北京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毛泽东在去上海的途中，遇到了一次次尴尬而有意趣的事情。他说：“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块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一文不名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起程回长沙了。”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开展活动的经验回到长沙，住在同班同学周世钊任教的修业小学。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开展工作，直接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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