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上和行动上都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同时，不仅通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引导会员和一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把他们引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而且还通过为确立新民学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于1921年元旦召开的新年大会，使新民学会这个进步社团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这就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夯实了基础。

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召开之前，1920年冬天，27岁的毛泽东与比自己小8岁的杨开慧结婚了。杨开慧，号霞，字云锦，生于1901年11月6日。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1918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1920年2月与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和她相爱了。父亲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赞赏，以及毛泽东的睿智好学，品学兼优，特别是怀有改造中国、革新社会的远大志向和抱负，使杨开慧的心中荡起了爱情的涟漪。她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写了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他还写过一首《虞美人·枕上》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词中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这是杨开慧于1929年6月20日写下的，牺牲前把它藏在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风云激荡的年月里，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是如此的浓浓深情，心心相印！

毛泽东词《虞美人·枕上》手迹

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以“不作俗人之举”的勇气，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教师宿舍。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婚宴，招待长沙的几位亲朋好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心中依然牵挂着新民学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和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商定拟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新民学会的一次讨论会。因为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会前，毛泽东、何叔衡等以新民学会的名义，向会员发出通告：“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民国）十年（即1921年）一月一号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并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等14项讨论内容，“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于开会时发表意见”，“务希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并请严守时刻”。

1921年1月1日，长沙大雪满城，景象簇新。10多位新民学会会员在潮宗街文化书社欢聚一堂。上午10点开会，由何叔衡主持，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开会理由及两年来学会的情况。会员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在讨论之前，毛泽东通报了新民学会蒙达尔尼会员讨论上述问题的结果，他言简意赅地介绍说：对于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紧接着进行会议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会员提出新民学会素来即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因此不必多讨论。毛泽东则认为还是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在讨论学会的共同目的时，出现三种不同意见：改造世界、改造东亚、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明确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他又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第二天即1月2日，“大雪越深”。开始继续讨论第一天没有讨论完的问题，即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然后进行表决。主席何叔衡说：“昨日曾言不取表决形式，但事实上无表决则不能明白分别某种主张的多数少数。”当时，大家都表示赞成表决，何说：“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 （有）10人。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有）5人。”在到会的19人中，有15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有二人赞成“促社会进化”；有二人声明不作表决者。

在讨论第二个问题“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时，首先仍由毛泽东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他把当时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提供与会者讨论时参考。讨论时，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对各种主义的深刻分析，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下午两点以后进行表决，表决时18个与会者中“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占了三分之二。“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

第三天即1月3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刻如何着手”问题。大家提出并讨论了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个问题。熊瑾玎等谈到“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有的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最后全体起立表示赞成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这次新年大会直接讨论建党建团问题，而且大多数会员产生了组党组团的迫切要求，这在新民学会以往的研讨中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1月16日在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的“会员个人的生活方法”问题时，毛泽东表示：“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在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会后，毛泽东整理了新年大会的全部记录，不久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时任《湖南通俗报》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2日、3日两天的讨论，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但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在毛泽东和蔡和森领导下，新民学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一般的进步社团，发展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以后，学会的74个成员中，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郭亮、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有许多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他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技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极个别人后来蜕变为反共分子。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关于1921年新年大会的记载

至于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早在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毛泽东认识，又是湖南一师的同学，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还是与毛泽东等人分道扬镳。以后，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当过故宫博物院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著书说：“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即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它的筹建，一开始就列入全国的组党计划。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毛泽东与陈独秀等取得密切联系。据周佛海回忆说，1920年夏他回到上海，见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组党时，提到计划“预备在一年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又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达在回忆中也提到：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来信，接受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他们还把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毛泽东。期间，毛泽东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陈独秀因赴广东出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未能来长沙。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至于他在回忆中曾提到的：“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的“萧铮”（译音），尚需作进一步考证。史实表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时，虽从未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过，但确实是在该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时间约是1920年11月间。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便写信告诉了蔡和森。

在筹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毛泽东还积极开展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使青年团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筹划建团工作，并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的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的骨干。他在同年11月以后的日记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他写道：

11月19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张文亮日记有关建团情况的记载

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里多处提到毛泽东关于建团工作要贯彻积极慎重、注重质量的建团工作方针，以及要“多找真同志”、“中坚分子”的嘱咐。与此相反，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1921年5月宣布解散。而湖南的团组织就避免了走弯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月13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10天正式成立，当时有团员16人，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郭亮、萧述凡、夏曦等都是团员。到7月份发展到39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

毛泽东父母双亡之后，他先后把小弟毛泽覃和堂妹毛泽建接到长沙读书，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1921年2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他们围着火塘守岁。二弟毛泽民告诉他，自那年家里起火后，修屋用了不少钱，不久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境已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家的事，“国乱民不安生”。启发他们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他要毛泽民安排好家里的事情：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春节过后，毛泽民跟着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边工作边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牺牲了。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毛泽东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经常深入到各工厂去调查研究，宣传、组织工人开展斗争，还组织发动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等等。后来他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这一时期，毛泽东脚踏实地地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实际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是非常重视的。他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说：“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因此，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了一个能够坚持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坚强的战斗集体。

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伦理道德、革命志向和人格魅力，深得同志们赞赏。远在法国的向警予称毛泽东是“改革社会的健将”，要求侄女常到他跟前去“请教”。毛泽东在领导一系列斗争中表现出的胆识智慧、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据李达回忆：在中共“一大”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才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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