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两年时间，党的思想、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为了顺应中共“一大”后的革命形势与要求，培养党和团的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并建立一个学习宣传的公开场所，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毛泽东在抓紧党团建设的同时，于1921年8月中旬与何叔衡一起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创办的。贺民范为湖南自修大学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1921年9月自修大学开始招生入学，次年4月贺民范辞职，校长一职由毛泽东接任。他执笔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8月16日至20日长沙《大公报》连载；他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后来发表在1923年3月25日的《东方杂志》上。毛泽东还亲自题写“湖南自修大学”校名贴在木牌上，悬挂于船山学社大门口，庄严宣告湖南自修大学这所新型大学的诞生。

创办自修大学是青年毛泽东的夙愿。他曾多次提到创办自修大学，以创造新生活的事。1917年8月23日，他致信黎锦熙，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1920年毛泽东因领导驱张运动，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3月14日他在北京致信周士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6月7日他在上海致信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虽然这些想法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早先提倡的“工读”试验、“新村”计划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毛泽东决意创办自修大学的愿望是执着的，由来已久的。

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旧址

毛泽东执笔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共13章31条，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第一条规定：“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第五章第十六条规定：“本大学学友，有发现下列各项事情之一者，得随时令其退学。一、无自修能力，对于所认定之学科不能尽心研究，无成绩之表示。二、假名自修，纷心校外不正当之事务。三、不能自治，无向上之要求。四、妨害公众秩序，破坏其他学友及本大学名誉。”大纲还规定在国内外各著名大学、城市设通讯员，交流学术。在校内设园艺、印刷、铁工等。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等人的开拓创新精神。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针对当时社会上“争毁书院，争誉学校”的言论，作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书院与学校各有利弊，提出他们“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的观点。为什么书院可毁呢？因为书院研究的内容是“‘八股’干禄之具”，“只是一种玩物”，“算不得正当的学问”；而学校的坏处呢？第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第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这种不尊重个体差异的教育“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第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终日埋头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导致学生“神昏意怠”而不能用“心思”“自动自发地研究”。学校的三点坏处是书院所没有的。 因此“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学校也有一优长，其“‘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鉴于两者的利弊优劣，湖南自修大学的新制，就是要规避两者的弊端，而取两者之优长——即“是取古代书院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宣言特别指出书院和官式大学有三个共同的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它们的非平民主义的性质，而“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为冲破“学阀”对学术的垄断，湖南自修大学实行平民主义，使无钱的贫民能够入学。学生入校不收学费，寄宿只收膳费。但是，自修大学要求学生必须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要求“自修大学学生不但要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荡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入学须知》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学生要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生产劳动，“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

因此，自修大学对于吸收新生入学，采取慎重严格的态度，即对新生的思想觉悟、社会理想的要求，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学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他们具有学习的自觉性和满腔的革命热情。当时，第一个报名入校的是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共产党员夏明翰。据史料记载，到1923年3月在籍学友共30余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李达、李维汉、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博、陈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昌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

自修大学创办后，遭到社会上一些守旧人物的造谣攻击，企图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为了能够继续获得这笔经费，满足失学、有志向学的青年继续升学的要求，毛泽东、何叔衡于1922年9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本期招收学生120多人。主事何叔衡，指导主任毛泽东，教导主任夏明翰，事务主任易礼容。贺民范、何叔衡、王季范、方维夏、熊瑾玎、李六如和董事会总理仇鳌等力排异议，终于使政府同意公开招生，并获得政府供给的活动经费津贴，保障了自修大学的正常运作。

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师队伍具有高度的先进性，自修大学的三任校长贺民范、毛泽东、何叔衡都是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毛泽东本人、他的战友、部分党团干部，最初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因此他们既是教师，也是学生。1922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李达，邀请他来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2月，学长李达到任。他在自修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专题讲座，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陈独秀、李大钊都应聘指导过自修大学的工作。毛泽东曾经讲授过《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自修大学还聘请过校外革命活动家恽代英、邓中夏、张秋人等来学校做专题讲座。

自修大学在教学方法上与传统的旧大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实行“自动主义”，将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个人思考与集体智慧紧密结合起来，即“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数科均可。同时辅之以教师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并采取师生互教，师教生、生教师的教学研究方法，使教学相长。

在教学内容上，课程设置和研究，主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着重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帝国主义论》、《殖民地问题提纲》、《物种起源》、《阶级斗争》以及党的重要文件等。开设的课程主要是文、法两科，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等，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校还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如哲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等，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促进共同提高。自修大学图书馆还添购大量书刊，仅1921年8月至12月就购置书刊400多种，计1000多册，为学员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自修大学创办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有了更好的条件，能够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还举行过多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讲演大会。自修大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学习、研究与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学员们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正如该校校刊《新时代》发刊词所郑重声明：“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以犀利的文字、鲜明的战斗风格，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提出：中国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阐述了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然趋势。这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

在参加社会实践方面，自修大学的主课是要求学员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这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指导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许多学友兼任了长沙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如易礼容、罗学瓒、陈子博、毛泽民、郭亮等分别兼任长沙人力车、织造、泥木、笔业等行业及粤汉铁路的新河、岳州等处工人俱乐部的秘书。夏明翰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编辑部主任。王梁、夏曦曾先后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郭亮任湖南外交后援会总务部主任，陈赓任执行委员。毛泽东也兼任过长沙铅印活版、粤汉铁路总工会的秘书或代表，还担任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他们是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帝斗争的发动者和实际领导者，掀起了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取得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理发、笔业、缝纫、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罢工的全面胜利。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是自修大学能够培养出一大批革命骨干的重要原因。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充分体现了勇于实践、大胆试验的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在湖南乃至北京、上海等地都引起了巨大轰动，教育界、新闻界人士都给予高度评价。1922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一文，对湖南自修大学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写道：“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欢喜得了不得”；赞扬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欤！”，“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教育界名流李石曾也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赞扬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以热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践之先导。”

湖南自修大学的名声与活动威慑着军阀省长赵恒惕的反动统治，遭到他们的嫉恨和仇视。1923年11月，赵恒惕政府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封闭了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历时两年多的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如李维汉、易礼容、郭亮、夏明翰、姜梦周、罗学瓒、陈赓、贺尔康、毛泽民、毛泽覃、陈佑魁、高文华等，有的同志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顺应时代的要求，首创第一所宣传党的宗旨、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培养干部的摇篮。何叔衡认为，湖南自修大学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革命的种子，“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他们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生根、开花。1922年进入自修大学学习、后来成为湘南革命斗争主要领导人的陈佑魁，曾撰文指出：“我觉得自修大学确实是应时运而生的，是教育界前途一线光明，是二十世纪不能免的产儿！确实负有最尊严的使命，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价值！”与陈佑魁一样，许多有志青年的成长与湖南自修大学的教育、培养息息相关。湖南自修大学为党培养干部和人才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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