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中共“一大”建立湖南地方党团组织

从1920年秋至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都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同时，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一致认为要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他们写信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随即致函各地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由于长沙地区党组织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党的队伍正在扩大，而且质量较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了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下午6点，他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去上海的旅费是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的。当时与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当时谢觉哉知道这是件大事，

怕泄露，只能以圆圈代意。后来他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7月上旬，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到会的代表除少数原住上海的人之外，毛泽东及其他代表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会场设在离代表住处不远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住宅内。

谢觉哉1945年在延安

1921年7月23日晚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3名。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以及由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没有出席会议。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7月30日，代表们正在开会，突然遭到暗探侦查。因此，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规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这次大会也是一次年轻人的重要会议。与会者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5位与会者（包括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平均年龄是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他们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后来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组织成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了。

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内容是介绍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毛泽东确实积累了许多实际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在会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还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据刘仁静回忆说：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毛泽东曾对刘仁静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这句话给刘仁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达回忆说：毛泽东“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

油画：《起航——中共一大会议》 作者：何红舟 黄发祥

中共“一大”会议闭幕之后，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长沙，住在船山学社。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当时要做的事情很多，利用职业身份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这是建党初期地方党组织的主要活动。但是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需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关于当时的生活情况，毛泽东在9月28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因身体不舒服，“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以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还特别提出，“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

实际上毛泽东正在全身心地投入筹划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中。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公共墓场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坟墓堆子和墓碑的中间，一时在坟墓中间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背略有点躬的毛泽东同志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同志。此外还有三个人，内中有异常热诚朴实的湘乡人彭平之同志（还有陈子博、易礼容——引者注），这五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就在‘三十节’（1921年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支部领导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

中共湖南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居住的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清水塘由此得名。它的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于1921年10月搬到清水塘居住。

长沙清水塘——中共湖南支部（后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机关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长沙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他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首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个别吸收先进团员入党，同时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

为了接近工人，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上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交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了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党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与进步教师和学生谈话、召开座谈会。他在讲到历史上农民起义时，充分肯定了广大农民反抗封建王朝压迫的举动，同时指出其失败原因是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并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证明工人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当时学生听了，感到很新奇。不久，衡阳省立第三师范也建立了党支部。

毛泽东还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据1921年12月与毛泽东一起去安源的张理全回忆：毛泽东这次还到修配车间、八方井、洗煤台、炼焦炉等处找工人谈话，向他们了解情况，并对他们进行组织起来的宣传教育。不久又派李立三去安源做工运工作，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并于1922年2月成立了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

这一时期发展了一批党员，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利用合法组织积极有效地开展活动。如这一年的5月5日，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104周年，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斯学说研究社”，在第一师范学校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参加大会者2000余人，大会由熊瑾玎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讲演。

到1922年5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30多人。此时，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了郭亮。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区委机关仍设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

同时，毛泽东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份，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的建设工作。青年团在长沙和各地大力发展团员，吸收黄爱、庞人铨、张理全等入团。毛泽东在建团工作中，十分重视扩大工农成分，强调团组织应处在党的领导之下，团的主要负责人应由党员担任。此时，发生了湖南省长赵恒惕惨杀黄爱、庞人铨事件。为了揭露事件的真相，毛泽东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参加了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推动了全国各地追悼黄、庞，反对赵恒惕的群众运动。他还派易礼容、陈子博、张理全去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派易礼容、陈子博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22年5月，仅长沙一地就有团员60余人。

1922年6月7日至15日，毛泽东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有关团务工作。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通过了由他起草修改定稿的《长沙S.Y执行委员会细则》。细则规定执行委员会设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等三个部，选举毛泽东为书记，李立三为经济部主任，罗君强为宣传部主任。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等七个委员会，各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并委派王梁、李立三（兼）、易礼容、周毓敏、王萼、李六如、陈子博依次为以上各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

会后，毛泽东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写信给方国昌（即施存统的化名，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并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报告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改组结果，呈请团中央同意，并报告衡州、常德地方团已成立，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中。不久，经团中央明确，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行湘区团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长沙、衡州、常德等湖南省内各地青年团的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后来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下，湘区的党团组织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已经成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富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核心组织，这为党领导湘区各地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作为中共湖南支部（后来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中央的指示精神，他都是要认真研究、传达贯彻的；他为中共湖南支部起草了大部分文件和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热情诚恳地对待自己的同志，耐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解答别人问题时简明扼要，很是中肯；他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教育党团员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毛泽东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业绩卓著。他的严于律己和言传身教，都深深地影响着在他周围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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