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12月，彭德怀等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但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井冈山根据地的不足也暴露无遗。这里人口不足两千，产谷不足万担，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给当地军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井冈山虽易守难攻，但夹于湘江和赣江之间，地势狭长，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1929年初，为了打破敌人新一轮的“会剿”，红四军前委经慎重研究决定，主力离开井冈山实行外线作战，“围魏救赵”。

转到外线后的红四军，遭到了敌人轮番穷追。失去根据地依托的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屡败之余，乃死中求生，于1929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在大柏地设伏，与尾追之敌刘士毅部展开了一场极其惨烈的血战。红军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际，仍与追敌鏖战近一个昼夜。战斗中，毛泽东、朱德身先士卒，与战士一起冲锋陷阵。后来，陈毅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次战斗做了如下动情的描述：

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战场遗址（一）

大柏地战斗旧址（二）

对于此战之艰险，毛泽东深有体会。1933年春天，已失去军中职务的毛泽东路过此地，回忆起四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战斗，挥笔赋诗，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菩萨蛮·大柏地》：

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手迹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大柏地之战后，红军初步摆脱了尾追局面，有了喘息之机。这时，井冈山根据地在敌人的围攻下，业已失守。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强敌作战，红四军前委决定“到闽粤交界处游击”，即向闽西进军。红四军将士开始在苍茫赣水、碧绿闽山之间艰苦转战。

在国民党军的序列里，刘士毅部其实只是一支杂牌军，然而，就是这样一支杂牌部队，把红四军主力差点逼进了绝地。国民党军的强大与凶恶，由此可窥一斑。弱小的红军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么？很多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一线指战员，都对此产生了疑虑。

恰在此时，前委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2月7日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二月来信”在继续强调城市工作重要性的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做了较为悲观的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数十人至数百人的小分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来信甚至认为毛泽东、朱德待在红四军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要求他们前来中央工作。

毛泽东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对信中的悲观论调不以为然。他在4月5日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

“二月来信”的悲观论调与此前红军中累积的消极情绪不谋而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5月18日晚，在瑞金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等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首次遭到毛泽东的批评。

这年年底，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再次表示不愿意做建设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

正是为了批评当时红四军中存在的悲观思想，毛泽东把这封信拟题为《时局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发给部队干部，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针对这种消极情绪，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说：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的。你只赞成在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却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更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在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种思想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只有认清了这个事实，才会明白红色区域和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也才会明白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进而能够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当前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如此强调红色区域和农民斗争，实际上就是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反对“城市中心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目前还只是积蓄力量的阶段，全国总暴动的条件还没成熟。而积蓄力量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这是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待到这些小区域的红色政权，像“星星之火”，燃遍全国，中国革命的高潮就会呼之欲出。

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依靠武装斗争在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理论的基本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革命力量向哪里去的问题，即要解决是否“上山”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上山”以后干什么的问题，即要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割据的红色政权。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是在正确认识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运动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正确论断和处置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把握敌我力量对比和敌人力量在农村和城市分布态势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分析和判断的。毛泽东关于这两个问题判断的科学性、实践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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