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洗衣为生

1920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联络旅沪湖南人，要把“驱张”运动进行到底。他同四位代表挤住在一起，常常是油盐蚕豆拌米饭，还得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活。毛泽东则说：给人洗衣服这活计并不苦……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率北洋军进入湖南，担任督军兼省长。他主政湖南期间，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湖南人民对他恨之入骨，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张敬尧极端仇视学生爱国运动。8月中旬，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焚烧日货，张敬尧即派军警包围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胁迫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他们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了《湘江评论》，并闯入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5号没收。

由于事先得知张敬尧的举动，毛泽东随即布置学生联合会的职员离开，并将重要的文稿和学联的印信转移，因此未受大的损失。

就在张敬尧查封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留守的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在何叔衡处开会，决定了六条办法：一、各校学生暂不用学联名义；二、学联活动要秘密进行；三、将查封《湘江评论》的情况通告报界；四、要回乡学生宣传张敬尧的暴行；五、函达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争取支援；六、积极准备“驱张”。

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的事宜，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他当即布置：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同时，他还指派彭璜和商专代表李凤池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毛泽东还提出要为恢复学联做积极的准备工作。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合署名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这个公启在翌年的2月20日《湖南》月刊上公开发表。

11月16日，毛泽东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当天，福州发生了日本暴徒持械殴打学生的“福州惨案”，湖南学联散发传单声援，并要求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查出来的日货立即焚毁。

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警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第二天，毛泽东即同新民学会会员03洗衣为生11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

第三天，毛泽东又出席了在楚怡小学召开的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随后，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始了。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主要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组织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

12月18日，毛泽东亲率湖南“驱张”请愿团到北京。他主持“驱张”运动，使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的大本营。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还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了平民通信社，并担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宣传。这个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了有千人参加的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大会要求与会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五项决议。月底，他同彭璜、张百龄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之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他要求国务院“速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920年1月，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又先后进行了多次请愿活动。提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他还作为请愿代表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驱张”要求。

“驱张”运动取得一定的效果，使得张敬尧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几个月后，在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张敬尧不得不从长沙出走。

“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毛泽东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整个“驱张”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设在长沙的商业专门学校内，学生会的日常工作多为新民学会会员担任。毛泽东的住处离学校最近，所以他白天多在学校指导学联的工作，有时还住在学校。长沙的夏夜天气闷热，蚊子又多，毛泽东经常是一面揩汗一面为《湘江评论》撰稿。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来，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撰稿的同时又充当编辑、校对，有时还要自己拿着印出的刊物到校外去推销。艰苦的编辑生涯并没有阻挡毛泽东革命热情，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

《新湘评论》编辑部在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访问记录写成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详细记叙了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中的情景：不知有多少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毛泽东坐在香案旁，在昏黄的灯光下，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奋笔疾书。他通过一件件稿件，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种“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布到全国，教育和鼓舞了广大群众，推动了“驱张”运动的发展。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联络旅居上海的湖南人，要把“驱张”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同往常一样，生活还是那样的艰苦朴素。他同四个“驱张”代表挤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室内一张方桌吃饭兼办公之用。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五人轮流煮饭，常常是油盐蚕豆拌米煮饭，就是这样的清苦生活还得靠他们给人洗衣服维持着。

毛泽东在上海时，与长沙的“驱张”人士保持了经常的通信联络。

一些老的新民学会会员还记得，有一次楚怡小学校长出示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谈到：给人洗衣服这活计并不苦，只是因为接活送活要搭电车，洗衣服所赚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毛泽东丝毫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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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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