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统战法宝解国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开始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上，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

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依然坎坷。

正当中国共产党清算了陈独秀右倾路线、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渐成规模、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的时候，革命的航船却又一次偏离了正确的航道，驶入了乌云密布的“左”倾航线。

先是李立三抛出了中国革命高潮论，要求不间断地革命，在城市搞罢工、暴动，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提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不仅要没收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一切财产，还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然而，在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中上台的王明、博古等人，却并没有总结经验教训，反而令人匪夷所思地认为李立三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通过在苏区大搞所谓的路线斗争，让毛泽东靠边站。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被扔到了茅坑里，搞得很臭”。

为什么明明是“左”的错误，却让王明说成是“右”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在王明看来，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都“已转入反动的堡垒”，不仅是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上层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农村，则要“坚决打击富农”，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在1933年中央苏区政府土地委员会发出的第二号训令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更有甚者，在查田查阶级的运动中，他们坚持奉行“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的极“左”方针，所有地主富农及其他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多被强迫编入永久劳役队，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充公。由于沾富就有危险，大批中农人人自危，许多人拼命吃穿，甚至干脆连田也不种，只求速穷，以免被查，这种情况自然是弄得民心动摇。

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蒋介石一次更比一次猛烈的“围剿”中，中国革命再一次走入险地。

就在国共两党在“围剿”与反“围剿”中激烈搏杀的时候，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凶恶敌人——日本军国主义正加快灭亡中国的步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出兵，一举吞并中国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进逼华北，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要求抗日，南京请愿的学生包围了南京政府，还痛打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上海、汉口等地的商号公开提出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而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然而，在全国人民高呼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了对中央苏区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处境被动。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1933年11月，被蒋介石部署在福建“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毅然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福建事变。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此时结成统一战线，那么不仅蒋介石的精心布置的第五次“围剿”将全盘泡汤，而且红军还可以借此出击江浙等省，直接威胁或袭取国民党空虚的后方。

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后来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福建事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合。好几次与晏道刚同坐汽车时，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乱舞。

显然，蒋介石已经乱了方寸。

然而，历史却没有如果。

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引起了中国革命形势新的变化。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这成了摆在党中央面前的首要问题。

但是，此时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他们不仅没能正确地顺应形势，反而作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情况下，他们提出的竟然是“武装保卫苏联”这种离题万里的口号；而面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他们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阶级也有抗日的要求，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他们认为这些有抗日要求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要对蒋介石，而且对想与我们结盟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第十九路军，也“要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之”。这样做，只能把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白白浪费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好机会。

因为“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余怒难平。他在几篇笔记里这样写道：博古等人搬来斯大林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他辛辣地讽刺道：“先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说要拿主要力量来打倒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乎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的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着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这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

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开始总结反省“左”倾路线的错误。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中，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关键形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会议讨论时，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军阀、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党应该克服关门主义这个主要的危险，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单行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随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这一时期的基本形势特点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方法作了深入的阐述。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关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更可贵的是，在这次会议上集中批判关门主义和“唯成分论”错误的同时，还及时提醒全党汲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瓦窑堡会议还改正了“左”的阶级政策。会议决定将以往苏区“工农共和国”的国号改为“人民共和国”，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同时还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和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对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也予以保护。这次会议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战线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在“抗日反蒋”的旗号下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陕北肤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1936年4月19日，这块一向难得看到飞机的地方，忽然一架飞机从天而降，上面下来的是张学良等一行四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等待另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当这一天夜幕低垂的时候，他们在肤施城内的天主教堂见到了这位等候已久的重要人物，并进行了彻夜长谈。这位和张学良密谈的神秘人物就是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达成了很多共识。而这次会谈中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的方针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此后，中共中央调整了策略，不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始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9月的一天，一队自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往保安代表团的人马，突然出了保安城，进入正在此“剿共”的东北军的防地，再换乘汽车，直奔西安而去。在这支身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当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是一位穿国民党士兵服的马夫，然而他却是这支队伍的真正长官——叶剑英。而其他身着国民党军官服的人当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彭雪枫和潘汉年等人。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他们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逐一挑选，派往东北军做统战工作，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

很快，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张学良、叶剑英、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条秘密热线。光是1936年10月，叶剑英在西安城里发给保安城的密电，就达18次之多。

张学良 杨虎城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以兵谏的形式逼蒋抗日。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经过后续的一系列的艰苦谈判，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还同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或达成协议，建立起包括全国各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拉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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