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通向胜利之路

错误的指导思想，带来的是惨痛的教训。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导致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立三路线”的统治结束了，但思想路线如不彻底纠正，更大的错误还在后面。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下，在1931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央领导权，代之以“左倾气焰更盛、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和左得更坚决”的“左”倾教条主义，并统治中央长达4年之久。

王明教条主义上台伊始，就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正确路线。1931年11月初，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把红一方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指责为“游击主义”。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后来的历史发展足以证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荒谬和失败。先是中央机关不能在上海立足，不得不陆续转移到中央苏区。本来，中央机关转移到苏区，已经证明了城市中心道路的错误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正确，因为主张城市中心道路的人也不得不“上山”了么。但是，“上山”以后，他们还是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并且变本加厉地推行本本主义，还请来了“洋顾问”李德，最终葬送了中央苏区。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和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历史再一次证明，不清除“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中国革命就无法真正走上正确的道路。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伴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苏区人民把中央红军送上了长征之路。湘江之战后，长征的红军已损失过半。在惨痛的教训面前，红军上下都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明确指出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是博古等人顽固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确定的军事原则的正确性，并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并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935年10月，红军艰苦转战11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最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在那里建立了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

为了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毛泽东之所以要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说是憋了一口气的，就是要批判党内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自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逐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却多次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他们否认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不平衡的特点，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艰巨性，反对在敌人力量相当薄弱的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书影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不仅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方针，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阐明了以弱胜强、由小到大的人民战争规律，总结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人民战争的指导方针、原则和战略、战术。文章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这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也就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如果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正确分析了国情，《井冈山的斗争》科学判断了敌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了党内错误思想的根源在于没有认清国情，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则是在批判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之后，准确地剖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与规律，全面把握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事实证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途径，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为了进一步批驳“左”、右倾错误，毛泽东在大量阅读苏联哲学书的基础上，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高度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矛盾论》书影

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

《实践论》系统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回答了十年内战后期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狭隘经验论”的指责，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矛盾论》系统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强调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指出教条主义者就是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结果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和失败。

《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开创的革命道路进行了哲学论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浴血抗战，赢得了伟大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随后，又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解放了全中国。

中国革命如一条长河，它时而奔流直下，时而曲折徘徊，有时还会有一段大的回环，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最终在千山万壑中开辟出一条路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历史证明，井冈山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发展规律的正确道路，找到井冈山的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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