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大关系开新篇

1956年在中国社会变革历程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月15日，北京率先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工人、店员、农民和工商业者代表手中接过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喜报。

随即，天津、重庆、杭州……各大城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喜报接踵而至。这些日子，毛泽东异常兴奋。他对秘书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如果说，1956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迎接胜利的年代，那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年却是一个“多事之秋”。事件首先发生在被誉为“革命圣地”的苏联。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轻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好听的苏联名字。列宁装成为人们衣着打扮的时尚。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的电影。芭蕾舞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也渐渐跳出了味道。人们阅读的更多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书籍，许多人都会背诵高尔基的散文《海燕之歌》。当时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苏联的影响不仅仅在精神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曾经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及在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剧变发生在1956年初。是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不仅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暴露了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赫鲁晓夫（前排左三）在苏共“二十大”上

“揭了盖子”，就是说它破除了对苏联经验和斯大林的迷信；“捅了漏子”，就是认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犯有严重错误。果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经出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乘机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进行攻击和煽动，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10月，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陆续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他提议写一篇文章，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

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集会议讨论。对于如何吸取苏共“二十大”的教训，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年底发表了另一篇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关于第二次结合，毛泽东还说道：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要到来的时候，强调要实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最新任务。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苏联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起步的。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复制了苏联的一些错误和教训。如何以苏为鉴，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这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的重点。周恩来认为：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要引以为戒！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的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

如何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呢？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答案是四个字：“调查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所做的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开始了。

据中央档案馆中保存的一本刘少奇《工作日志》记载，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先后约请国务院37个部委负责人听取汇报，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着准备工作。此时距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1个年头，在中国社会即将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之时，党急需理清思路，开辟未来。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外出调查回到北京后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这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于是，从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连续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

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他每天都是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周恩来差不多每次都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

2月16日，在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汇报时，毛泽东谈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主张采取分析的态度。时任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曾参加了汇报会工作，他回忆说，毛主席认为：学习苏联问题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2月25日，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周恩来谈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等又连续6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就让工作人员帮他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是毛泽东3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老话。1956年4月25日，他根据1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情况，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生活中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原则。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而又比较系统的思路。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个转折，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这样评价：

1956年4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提交了供选择的建议，即他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描绘了一种跟苏联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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