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曾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事实确实如此，到1956年前后，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重大进展，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如期而至。

1956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有人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春天”，有人则把它叫作“兴旺的1956年”。

这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规模宏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与会者多达1279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主题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向知识界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毛泽东盛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在随后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他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这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领导委员会，集中几百名科学家，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此后，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在这一远景规划指引下，开始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思想的解放，这时，由浙江排演的昆曲古装戏《十五贯》进京演出，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引起了他的思考。

昆曲《十五贯》剧照

昆曲《十五贯》毛泽东先后看了两次。这样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周恩来说它“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久存在于政府机关，而且存在于学术领域。当时学术界受苏联某些教条主义的影响，普遍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周恩来认为《十五贯》的演出，不仅复活了昆曲，而且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双百”方针一经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仅学术著作一项，1956年的出版量，就比1950年至1955年6月出版的总和还要多。

参加1956年国庆节庆祝活动的人们惊喜地发现，1949年9月30日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与这座历史纪念碑同时奠基的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建设、革命和改造，也基本建立起来。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形势和主要矛盾，适时地提出了把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新中国从此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许多人还记得，那一年的庆祝游行是在雨中进行的。但滂沱的大雨并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载歌载舞的人们有太多的理由表达自己的快乐和激情。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两旁的分别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这说明由于积极参加首届亚非会议，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又取得了新进展。

广场上，最先通过天安门的是工矿企业队伍。巨大的模型昭示着新中国已经造出了自己的飞机、汽车和机床；大幅的工业图表，反映了实行“一五”计划以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效。“我们已经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的标语，尤其鼓舞人心。

文艺队伍从主席台前经过，载歌载舞的他们正在“双百方针”指引下，阔步前进。在这支队伍中间，跳得最欢的是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青年。他们在欢庆祖国生日的同时，还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少先队员手握鲜花，在雨中鼓掌欢呼。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共和国的未来。他们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又要和新中国一起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万事开头难。在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时间又不允许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开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的设计。现在看来，这些设计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它的影响不仅在今天让人能强烈地感受到，而且还将延续到将来。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遗产，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做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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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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