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社会改造起高潮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不仅为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也为生产关系的变革铺平了道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2年，国营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为52.8%，国营商业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为60.5%。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在不经意间启动。

这场社会变革所针对的是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在农村，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贫富分化很快出现了。一些分到土地的农民，由于劳动力不足或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疾病等问题，又重新陷入穷困破产的境地。

据山西忻县地区143个村的调查，1949年至1952年，有8253户农民出卖土地39312亩，出卖房屋5162间；据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调查，出卖土地的户数和亩数，1953年比1952年增加5倍多。出卖土地的农民，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这种状况使中央感到十分忧虑。新中国成立初期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曾讲，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农民暴动，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旧的土地所有状态，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存在这种弱点不可能克服，所以过了数十年百把年之后，又恢复到原来的阶级悬殊与农业衰落的状态。这种历史上的悲惨道路我们不要重走。

与农村贫富分化同时出现的还有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农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样，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面对国家建设中出现的这些变化，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报告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时，首次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决断。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开始有针对性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征求各方的意见。

10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出席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一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化及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可能采取的步骤，做了详细的阐述。斯大林对中共的设想，做了肯定的评价。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南下视察的专列上迎来了一位客人，她就是时任邢台县县长的张玉美。在与张玉美的交谈中，毛泽东向她详细地了解了邢台县农业合作化工作。张玉美在汇报中告诉毛泽东，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具在更大的优越性，所以当年秋麦两季都普遍增产。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点头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判断。就劳动生产率来说，工业方面，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的国营企业，明显地优胜于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1953年国营工业人均年产值9016元，而私营工业只有7848元。农业方面，当时，陈云对初级社的优越性做过这样的估计：“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

即便如此，1953年春，中央仍然派出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工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进行调查。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央并毛泽东提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央统战部又在李维汉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报告，提交1953年6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

李维汉

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3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表述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毛泽东认为，“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二者密不可分、互为前提。在他看来，要加快国家工业化的建设步伐，就必须同时加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总路线，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周年的口号中，正式向全国公布。此后，根据总路线的要求，全国人民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陆续开展了三大改造运动。

为了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加写了104篇按语，内容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等。这些按语，提出了中国农村建设中的许多现实的和长远的大问题，其中有些观点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影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此时，全国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0%。毛泽东对秘书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因为对他而言，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确实出乎意料，可谓喜出望外。

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超过96%，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超过87%，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先计划18年完成的目标，提前了11年。这种迅猛发展的异常情况，助长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也留下了过急过快的负面影响。

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采取了新的形式和方法。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5月27日，李维汉就调查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李维汉的报告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表示肯定。

9月7日，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等10位党外人士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他还列了一个表，其中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总计100%。这就是当时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只不过资本家的实际所得，后来在实践中还有所提升，占到了25%左右。

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于10月底连续两次约集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座谈，亲自出面做他们的工作。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毛泽东的推心置腹的话语，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对此，当时一位号称“纺织大王”的资本家在答记者问时这样说：

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至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他的话，表达了一部分拥护公私合营的个体工商业者的心声。“五年规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这些新时代的强音，也在不少爱国的工商业者心中引起了共鸣。

此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1956年1月中旬，北京市率先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市长彭真在北京各界20多万人庆祝大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月，上海和天津也相继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尽管如此，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得以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创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5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特意指出：“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都基本上实现了。当时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还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1955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他向再次来华的米高扬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已经完结，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建立，为今后的发展和进步，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此后，新中国正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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