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下求索探新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进一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八大”以后，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中共关于适合中国情况崭新道路的探索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翻开一年之后的《人民日报》，仅仅1957年10月一个月内，相继建成的重大工程就有：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世界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这些项目，在后来的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当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按照“八大”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在城市，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很快有了初步进展，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显著增加，有的城市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手工工厂和商店。由于这些工厂和商店，不符合政策的规定，人们将其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仅在上海一地，1956年9月“八大”召开时，只有工商户1661户；“八大”结束后的10月，即有2885户；到年底，很快发展到4235户。

这种情况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年12月，他多次与工商联负责人和统战部负责人谈话，指出上海等地的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在年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指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在调整经济关系的同时，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计划地进行。1957年秋天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在农村方面的探索，集中体现在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讨论和修改上。这个草案共有40条，在1956年1月就已经提出，到1957年10月进行修正，主要包括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植树造林、扫除文盲、卫生防疫、农村信贷等多方面内容，是一个全面规划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纲要提出的指标大多过急过高，超出了当时农村的具体实际；但它指明的方向、解决的思路，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根据纲要的要求，从1957年开始，农村普遍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看到这一时期建立的多个大型水库，如广东清远、湖南攸县等地的大型水利工程，仍然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间发挥作用。

1957年2月18日，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两天后，全国农业展览会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开幕。会议和展览，充分展示了农业战线的新成就。

这年4月2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疾病流行区域乡以上各级政府均建立了防治委员会，全面领导开展这一工作。次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七律·二首》：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导下，1957年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这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到1957年国庆节时，我国的现代工业已经达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这样的发展速度，是旧中国所不敢梦想的。翻遍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也没有过这样的记载。联合国也不得不承认，1957年中国工业发展居世界第一。

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同时，对政治建设的探索也在有序进行。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学生罢课。从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了起来。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处理经验。一些干部难免按照革命时期养成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人为地造成了矛盾的激化。比如，兰州一所技校，发生了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的事件。学校对此事的处理不是反省自身做法上的问题，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是采取强硬办法，抓了领头的60多名学生。如何处理这类矛盾，是摆在全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时代呼唤着新方针、新理论的诞生。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他在1956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但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历来是用专政的手段去解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可以用和缓的方式去解决吗？黄炎培的一封信打消了毛泽东的顾虑。

1956年11月5日至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工商业者。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12月4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在人民内部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认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

这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到3月1日结束。当天，毛泽东又做总结讲话，谈到“双百”方针等问题的时候，他提到要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2000份扩大到30万份；还说赞成出《蒋介石全集》。

3月17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沿途经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短短4天的旅途中，他接连作了4场报告，主题仍然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0日，在南京的演讲中，他谈道：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道：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这一年，毛泽东64岁，精力仍然充沛，思维仍然敏捷。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破天荒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明确表达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党的“八大”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共同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完整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的“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相结合。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5月4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3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提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八大”以来，中共从政治上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思想成果。

随着整风运动的持续与深入，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做了扩大性的报道。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

周恩来曾在6月下旬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感叹：“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是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认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轨了。我们料到会发生一些错觉，但没有料到这样多，这样激烈，原则性问题都出来了。”

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很快，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后来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也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这同当初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从年初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反右派运动中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仅仅半年的时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这年10月，他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判断，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论述，是探索的思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关节点。

当探索的脚步跨入1958年的时候，便明显地急促起来。在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两次会议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起点，强调要打开新思路，寻找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但又严厉批评反冒进，否定了过去探索中的许多成功经验，这不能不助长急躁冒进。

这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不仅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新判断，而且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领导人探索中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情和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结合在一起，一场“大跃进”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了。接踵而至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都参加了公社。

“大跃进”壁画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开来。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来到了天津东郊新立农业社视察。他先后参观了五队、七队的稻田，仔细听了社员田间管理的情况。在毛泽东一行走后不久，原来写着亩产1000斤的标牌，立即被改成了3000斤。

像这样随意的“创高产”“放卫星”，在那个特殊的年份比比皆是，司空见惯。毛泽东对此的态度是不置可否。当被领到一块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前时，他表示出怀疑，并很婉转地说：“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

对“大跃进”中间动辄上万斤甚至10万斤的亩产量，毛泽东从未肯定过。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并不缺乏农业常识。当有人解释说：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吹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他没有说话。但当有人想让小孩子在水稻上面站一下，以此证明时，他对身边的孩子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8年秋冬之间，毛泽东通过频繁外出考察调研，逐步发现运动中出的乱子不少，许多人都在“急急忙忙往前闯”，头脑发热，思想混乱。在11月上旬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写了一封给全党四级干部的信，建议大家“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在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里，他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为纠正已经发现的“左”倾错误，作出了初步的努力。

纠“左”的努力到庐山会议后期发生转向。因错误批评彭德怀而发动的“反右倾”斗争，延续了“大跃进”的错误，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

从这一年起，因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追逼外债，新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3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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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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