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3年2月7日，根据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命令，直系北洋军悍然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武汉、郑州，军警密布街头。手执长枪大刀的武装士兵疯狂砍杀手无寸铁的工人。

对此，共产党工运领袖邓中夏伏案这样写道：在“持枪带炮的军队”血腥镇压下，工人当时死者40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余人。

国民党工运领袖马超俊伏案大声呼号：“工人如丧考妣，重入深受压迫无可告诉之境，……‘工会’二字，工人再不敢提及，实为全路工运之彻底摧毁时期。”

此前口口声声“保护劳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悍然撕去伪装，血腥屠杀工人，直接原因是京汉铁路系其命脉，吴佩孚不允许工人罢工瘫痪这一命脉。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出于军阀的反动本质，吴佩孚担心工人组织起来后会威胁其统治地位。

“二七惨案”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对其进行了严厉谴责与愤怒声讨，号召全国争自由的人民起来推翻其统治。他们呼吁：“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工人阶级——一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呀！”

然而，中国的大小军阀们对文字的批判是视若无睹的，毕竟，在这些手握枪杆子的武夫眼里，笔杆子的力量实在是不值一提。事实证明，无武装的工会和和平请愿式的工人运动，是无法实现清除军阀的斗争目标的，要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必须寻找新的道路。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呢？

《孙文越飞宣言》

1923年1月，上海，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会晤，两人握手，亲密交谈。1月26日，他们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指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

越飞

孙文

很快，李大钊和孙中山密切接触，推心置腹地“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当时，北方的吴佩孚，南方的陈炯明，被时人称为南北两秀才，威望极高，声誉极隆，很多人都把中国重新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孙中山期望依靠陈炯明北伐，统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则一度对吴佩孚寄予厚望。但是，北方的吴佩孚屠杀工人，南方的陈炯明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一起陷入了困境，双方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国民党“一大”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合作伊始，双方就在共产党员是否可以跨党参加国民党等问题上产生了诸多分歧。不仅两党有分歧，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的内部也有分歧。然而，就在许多国民党人和共产党员为跨党问题争论不休时，一个当时还很不起眼的小人物，开始为实现其个人抱负，把目光盯向了军权。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的培训革命军事人才的军事学校，学校完全按照苏联的军事模式进行管理和教学活动。

蒋介石

军校成立之初，实权便很快落在了年轻的蒋介石手中。他利用其职权对军校实行封建控制，并积极网罗军校学生为其个人效命，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后来他又亲自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把持了国民党的军权。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等人与特地从广西秘密赶来的李济深、黄绍竑等在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早日清党反共”。

10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仓促转入地下。

春天，正是武昌一年中极美的季节。在武昌黄鹤楼前，一位青年却无心欣赏眼前美景，他独自徘徊着，思索着，面对滚滚而逝的长江水，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手迹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1957年，他对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做了一个批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7月，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并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新一轮的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面对空前的白色恐怖，只有懦夫才会一蹶不振，跪地乞饶。此时，中国共产党人顽强不屈的性格表露无遗，他们揩干净身上同志的血，拿起了武器，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汪精卫

8月7日，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举行，会议作出了武装反抗的决定。不会打仗，甚至想也没有想过要打仗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了武器。中国革命从此找到了出路。

出路找到了，方向却有不同。陈独秀力主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待适当时机举行哗变；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主张攻打大城市；毛泽东则主张在党的领导下武装上山。怎么办？八七会议刚刚开完，分歧就摆到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的面前，产生于互相敬重的革命战友之中。

此时已是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的瞿秋白，对刚刚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素来赞赏有加。春天的时候他还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要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他把毛泽东和彭湃并称为“农民运动的王”。在八七会议上，他对毛泽东关于“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发言印象尤为深刻，引为知音。

瞿秋白

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之后，出于信任，瞿秋白建议毛泽东和他一起去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做他的得力帮手。不想，毛泽东委婉地表示：我不愿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从表面上看，两个好朋友讨论的仅仅是工作地点和去向的问题，实际上，这种分歧反映了对当时党内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到哪里去开展武装斗争的不同认识，这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道路、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家，瞿秋白对《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名著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十分熟悉。他深知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就是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以夺取全国政权。俄国十月革命不仅印证了这一原则的正确，而且提供了一个可资效仿的先例。

在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熟读马列经典的瞿秋白，决心以俄为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城市武装起义。这在中国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北伐时，上海工人不是接连发动三次武装起义并且一度取得了胜利么？因此，八七会议之后，他那双充满书卷气的眼睛，很快盯住了上海的高楼大厦，他要把自己想象中的革命洪流，引向上海、广州、武汉、南昌这些国民党重兵盘踞的大工业城市。在他看来，只要大城市的工人起来暴动，全国的工农群众就会群起响应，那时，就像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瓦解大清王朝一样，只需几个月时间，中国就将成为赤旗的世界。

然而自幼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奔忙于各大城市之间的毛泽东，有着在农村和城市的双重工作与生活经验，对国情和形势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判断：在当时的中国，反动势力主要盘踞在城市并掌握着强大的武装；乡村，特别是偏远山区，才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就多次提出“上山”的思想，主张把革命的洪流引到农村去。

1927年6月中旬的武汉，毛泽东在一家旅社里接见了“马日事变”后逃出湖南的工农干部。他劝大家早日返回家乡，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随即，他主持制订《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上山学匪”的主张。

这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要“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分歧很快从私底下摆到了桌面上。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暴动等问题，毛泽东毫不隐讳地提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师的武装去广东是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然而，除了蔡和森表示赞同外，到会的多数领导人，包括湖南省委负责人，以及那些带过兵的军事干部，都认为“上山学匪”的主张太过荒唐。会议虽然同意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但把起义的目标设定在攻打长沙。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注定要走在艰难的“寻路”途中。是去大城市组织武装暴动，还是到乡村去开展土地革命？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只有实践能够给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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