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千锤百炼铸先锋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在中国的侵略。

1931年，正当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赣南、闽西陷入苦斗的时候，早已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加紧了“围剿”中央苏区的步伐。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利，被迫进行万里长征。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

然而，就在这一年，日本人通过华北事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中国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难当头，共产党责无旁贷！在这“大变动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建设怎样才能适应剧变的形势，担当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这是毛泽东面临的又一个严峻而紧迫的问题。

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根据变化了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两个先锋队”思想。在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上，“决议”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主张“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这进一步批评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

瓦窑堡会议决议对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观点做了十分深刻的发挥。它明确指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不一致，可以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的地位。它清醒地看到了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保持党的“布尔什维克地位”的关键，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把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熔炉。这些思想，无疑是对《古田会议决议》的继承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爱国抗日旗帜的感召下，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高扬起“两个先锋队”的旗帜，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

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

正是根据上述政策和指示，中共敞开大门，大力发展党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迅速壮大自己的队伍，扩大群众基础，提高了社会影响力。据统计，到1938年底，中共党员人数已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发展到了50多万。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就猛涨了10多倍。

在大力发展新党员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一些地方盲目追求新党员数量，突击发展党员，不仅使一些普通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加入了党，而且使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甚至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很快成为一个极端严重的任务。

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率先提出：“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为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除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外，有影响的还有张闻天的《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鉴于党所处的环境、所担负的任务，比过去艰巨得多，而党内成分和思想状况又比过去复杂得多的实际状况，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任务比红军时期更加艰巨和繁重了。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这一艰巨任务，形容为一项“伟大的工程”。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认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因此，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而且是对建党18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又一篇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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