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农民负担不能过重

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

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并进行过多次系统调查研究，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且一直关注农民的负担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农民诅咒他的事后，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发现1940年、1941年粮食征得过多，老百姓负担太重，所以产生了怨恨。这让毛泽东深深感到边区农民的不易，如果再不减轻他们的负担，党和边区政府就要失去民心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一方面号召整个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采取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精兵简政”政策，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经过艰苦奋斗，陕甘宁边区人民渡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干群关系也大为改善，边区的安定局面进一步巩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重视农民的负担问题。1950年2月，政务院规定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即国家征收公粮一百石，地方附加公粮不得超过十五石”。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晚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一九五二年应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税）。”这样，就可以切实减轻大多数农民的负担。

1952年10月14日，陈云报送毛泽东一份关于青浦县小蒸乡农民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暑假回家时，遵陈云之嘱作了一点调查后写成的。材料反映了由于接连三年农作物歉收、征粮比率过高和人多地少，造成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

10月15日，毛泽东看完材料后，立刻批给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强调：“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他还说：“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分。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向谭震林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

“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最后，毛泽东强调指出：“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他的《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写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这段话颇有见地。另一方面，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也未必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只有像共产党这样清正廉洁，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才能赢得农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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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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