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实践出真知。

但对于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1929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很是坚决地贯彻着“二月来信”精神，到处散布红军的取消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深不以为然，认为他是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

刘安恭“钦差大臣”的到来，给毛泽东深深的刺激。他更加痛切地体会到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党的思想路线已到了亟待理清的时候了。

照搬马列经典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路线不仅存在于刘安恭这样的“钦差大人”身上，在中共党内这样的人物也还不少。1930年4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此后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举行中心城市暴动。这一次批评已变为点名式的，他公开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并认为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个“策略总路线”的推行，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

李立三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正是在“左”倾盲动主义酝酿并形成高潮的时候，毛泽东1930年5月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针对党内不少“刘安恭”式的干部，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不仅如此，他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左”倾错误的决策者，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种离开实际调查的做法，必然会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普遍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强调“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道理，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图

《反对本本主义》书影

《调查工作》一文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曾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所谓“大斗争”，就是指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所谓“民主革命的问题”，就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还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途径，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题目，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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