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接力探索待后人

1965年的国庆节留给人们太多的记忆。

在国庆游行队伍里，有两幅标语格外引人注目：一条是“准备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这表明新的五年规划已经纳入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轨道；另一条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预示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而已经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突然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予以取消，似乎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转过年来的“五一六通知”，印证了人们这种不祥的预感。这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认为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是“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艺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过去采取的各种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的、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人民日报》上的“五一六通知”

一场大动乱就这样开始了，并迅速席卷了全国。

“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标志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已经步入了误区。但探索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

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面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领袖和人民都在反思。

1967年夏天，毛泽东离开北京，沿途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一路上，他反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警告红卫兵和造反派：现在是你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在经历了最初的动乱和喧嚣之后，大多数人都回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他们在工厂、在农村、在矿山，顶着压力，坚持生产。

就在这个闷热的夏天，来自中国西部上空的一声闷响，宣告了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标志着新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此时，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正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大桥建设者们顶住造反派的压力，日夜坚守在工地，终于在1968年建成通车。他们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大桥本应该建成得更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干扰，成昆铁路的建设被耽误了整整两年。1970年7月1日，当它终于建成的时候，每一个建设者的心里都充满了迟到的喜悦。

更让人喜悦的是，这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5月1日，当它飞临祖国上空的时候，《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节的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声雷动。

转眼就到了1971年。这一年秋天，有两件事情让人们记忆深刻。先是“九一三事件”震惊全国，接着是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震惊世界。

“九一三事件”现场

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深受打击。此时他年近八十，已步入暮年，对自己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他深知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于是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开始逐步调整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正是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73年3月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悄悄回到了阔别3年多的北京。

在国内政策调整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出现了新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1971年10月，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这是多少年来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所取得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反对霸权，得到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起了变化，在联合国大会上，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都做了“红卫兵”，造了美国的反。

决议通过后，整个会场立即沸腾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兄弟在联合国大会上跳起了欢乐的舞蹈。毛泽东对于在联合国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早有预料，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他深有感触地说：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是新中国长期实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和平外交的重大成果。

当联合国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电波传遍世界的时候，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的飞机正从太平洋上空返航。这已是他第二次神秘的中国之旅，为尼克松访华做最后的准备。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即将打开。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的场景

尼克松访华

次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28日，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

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双方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结束了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41个国家。西方世界封锁中国长达20多年的铁幕就这样被打破，一个崭新的外交新格局终于出现了。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陈云、邓小平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挤和打击的老干部出现在主席台上，这说明党内健康力量正在恢复和加强。但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在这次大会上进一步扩张起来。他们借“批林批孔”运动等大做文章，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并公开干扰刚刚趋向稳定的国民经济。此后，双方又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图谋早有察觉，多次进行批评，并警告江青不要由她“组阁”，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他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3天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国民经济两步走的发展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困境中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们的新希望。

这次会议确认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在随后公布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名单中，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同志掌管了国防、经济、公交等要害部门，“四人帮”势力被安排在文化、体育、卫生等少数几个部门。这意味着“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破产，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一次大胜利。

由于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即受毛泽东的委托，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种特定的困难情况下，从局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又一次尝试。虽然因为触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夭折，但它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未来中国的启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邓小平后来这样评价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

命运多舛的中国，就像滔滔不绝的黄河，走过了九曲十八弯，进入了难忘的1976年。

这一年，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他们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又开始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崭新道路进行艰辛的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他们的历史功勋，值得全党全国人民永远铭记！

“四人帮”审判现场

这一年10月，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一次伟大的探索，同时也是一次义无反顾的远行。历史不可能等待中国共产党人弄清楚一切后才开始它的步伐。新的探索必须起步，新的任务必须完成，历史驱使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向前！向前！向前！在没人走过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既有凯歌行进的岁月，也有艰难曲折的时刻。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导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而惨重的损失。

历史在等待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人民在呼唤新时代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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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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