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旗卷起农奴戟

1926年，国民大革命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几乎控制了大半个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北伐军的行军作战得到了各地民众的踊跃支持，而湖南、广东等省的工农运动更是给了北伐军极大的援助。在北伐军进军途中，工农群众给北伐军带路、送信、运输、提供救护，甚至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时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这样说道：“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也推动着工农运动的高涨，湖南、湖北等省份的农民运动，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空前地发展起来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湖南全省75个县中已成立农民协会的有36个，已有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18个，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指挥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占了全省农民的一半。

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猛烈地冲决封建的网罗，他们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各种宗法制度和乡村恶习，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疾风迅雨，局势发展之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乡间的地主政权纷纷被推翻，不少地主被罚款游乡或是驱逐出境，一些恶名昭著的大土豪劣绅被逮捕枪毙；象征着神权和封建族权的寺庙和宗祠被农民砸毁，农民协会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南方的农村看到一些破落不堪的农房，然而在北伐时期这里却是十里八乡的中心，因为这里是县农会的所在地，当年这里是全县唯一有效的权力机关。农民在这里发号施令，远近地主闻风丧胆。

反映当年农会批斗地主恶霸的漫画

这是一场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前所未见的大变革。这场疾风迅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农民在乡间的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他们一面组织镇压农民运动，一面污蔑攻击农民运动是无恶不作的“痞子运动、懒农运动”。乡间的消息传到城里，城里的绅士也跟着批评，认为农民在乡村实在是闹得不像话，糟得很。少数北伐军军官和一些所谓的革命青年的家属在农村受到冲击，他们也愤愤不平地说“农民扰乱了革命的后方”。

在当时一封写给《向导》杂志编辑部的读者来信中，一位自称为“革命青年”的读者就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能出来读书，参加革命都是因为家有薄田，全靠几担租谷接济，现农会要求减租，我们读书且不能维持，当如何革命？”

一时间，谣言四起。在长沙、武汉的街头巷尾，从中层以上社会到国民党右派，无不谴责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懒农运动”。连上海、天津都流传着说“湖南已经共产了”，实行的是“共产共妻”和“裸体运动”。

而此时在共产党的内部，在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陈独秀害怕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吓跑了所谓革命的资产阶级，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要求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举动，给农民运动泼冷水。

在1926年12月初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之一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和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明确表示反对陈独秀限制工农运动的策略，要求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讨论没有开展下去，因为缺乏实地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觉得自己的考虑也许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

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一般比较关注的是城市的工人运动，而毛泽东却是较早重视农民问题、并有着从事农民运动实际革命经验的人。

早在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乡养病期间，他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并以韶山农民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在自家阁楼上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毛泽东这次在家养病还领导了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1925年7月间，韶山大旱，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不得不跟着照做。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1926年12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

毛泽东的活动，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这年8月28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毛泽东见信后逃离韶山赶往广东，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这一段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多年后，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时这样回忆道：“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得十分地活动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活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会，同时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

到达广东后不久，毛泽东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今天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仍然保存有当年的课程表，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亲自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23个课时。他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20世纪60年代谈起时，他还说很可惜。

正是因为从事过实际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带着对陈独秀政策的怀疑，带着对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请他回湖南指导工作。随后，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

1927年2月1日是大年三十，在千家万户忙着过年的时候，毛泽东却依旧冒着风雪，奔波在农村考察的路上。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说，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而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一向上不得桌席、进不得祠堂的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一面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当兵。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民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起昔日耀武扬威的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见闻，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又使他感到忧虑。

2月12日，毛泽东结束考察，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41号。在这里，他迫不及待地给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他奋笔疾书，夜不能寐，一个多月的所见所想喷薄而出。他用最快的速度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上报中央。

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他深刻地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他热情地讴歌了农民运动，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他说：“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他大声疾呼：“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此前毛泽东写就的《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这两篇文章里，毛泽东实际上解决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革命的动力问题。因为干革命就要解决靠谁去干的问题。在当时中国这么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才有可能革命成功。在这里，毛泽东抓住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他突出地提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主张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实际上也就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战场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

毛泽东的贡献还不仅仅是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还在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农民中的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准确地指出在农村贫农的革命态度最坚决，是革命先锋，而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富农则是消极的。因此，他提出农村革命必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向封建势力作斗争。这就为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壮大确定了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的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发表。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还引起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注意。因为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1927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两次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上，能够享此殊荣的，毛泽东可谓中共第一人。

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它的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然而，毛泽东的观点却遭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中共中央下达了纠“左”的指示。陈独秀本人还直接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谈话，要求一定要制止农民运作中的所谓“过火”行动。在国民党右派即将叛变革命、磨刀霍霍的时候，中共中央却在执行一条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国民党右派妥协的右倾错误路线，遭受浩劫在所难免。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惨遭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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