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也许连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想到，上山后的前几个月，除了和当地民团打了几次仗，湘赣两省的正规军竟然没有派一兵一卒来犯。刚刚经历大革命失败和暴动挫折的共产党人，终于在遍地白色恐怖中找到了一个休养生息的立足点。

喘息稍定，毛泽东就于1927年10月中旬派何长工下山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后，便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经过历时4个月的斗争，到1928年2月底，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在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发展了地方武装，开始了土地革命。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业已形成。

毛泽东率领农工红军进入井冈山

都说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然而真理在没有辨明的时候，往往是“掌握”在“权威”手中。得知毛泽东拒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并在“上山”的路上越走越远，11月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作出决定：

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所幸的是，这个决定直到次年3月才传到井冈山；不幸的是，这个决定被湘南特委代表周鲁误传为“开除党籍”。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认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命令各地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总策略”，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

错误的指导将革命引上了错误的道路，错误的道路导致了惨重的损失。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瞿秋白在为中央草拟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中欢欣鼓舞：“广州暴动是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一个信号。”

然而广州起义很快遭到失败，敌人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本来叶挺曾提议部队主动撤离广州，但没有被采纳，结果只有1000多人突围并保存下来。

广州起义场景

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一样，都是大城市暴动，秋收起义一开始也是强攻长沙。南昌起义部队之所以南下广东，原本是以为那里有大革命时期打下的群众基础，一旦站稳脚跟，便可再行北伐。然而主力部队在南下途中很快就失败了，许多领导人只好坐上一叶扁舟逃往香港。广州起义部队则干脆坚守广州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最后损失惨重。几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失败证明，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走“城市中心道路”根本行不通。

思路决定出路。

城市暴动走不通，农村的斗争却在此时开展得如火如荼。至1928年1月，在广东，广州起义余部进入海陆丰地区，巩固了这里的农村根据地；在湘南，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这里，举行年关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在江西，方志敏等发动武装起义，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在洪湖、湘鄂边，贺龙等正在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各地暴动武装在进攻大城市失败后，余部纷纷退入农村，都奇迹般地利用各省军阀割据、国民党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当地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时机，在偏远山乡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点，不但国民党没有想到，就连共产党也没有想到。

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俄国有着不同国情。俄国的城市暴动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沙皇的统治力量；二是因为大工业发达，城市无产阶级力量雄厚。中国则不同，反动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非常强大；产业工人人数少、力量分散。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反动力量对农村的统治也相对薄弱。加上新老军阀混战，造成反革命统治的链条在这里出现不少缝隙。因此，中国革命可以到农村去寻找出路。

到1928年初，很多地区的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停止了对不符合国情的“左”倾盲动路线的执行。这年2月，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标志着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同在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朱毛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确定了“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向北发展，向南游击”的方针。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朱毛会师，震动数省，使正在为城市武装暴动失败而苦恼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精神为之一振”。江西省委也欢欣鼓舞，向中央写信报告了朱毛会师的情况，并建议“暂时将湘赣边特委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

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5月20日，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了。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半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阐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8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回忆了这次会议召开的情况。他说：“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中，有些同志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这次会议持续三天，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统一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此后，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在罗霄山脉中段形成的武装割据局面，此时终于得到了上海中央的肯定。他们在收到毛泽东5月2日来信后，于6月4日复信指出：“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

“六月来信”不仅批准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而且给根据地提出了新的任务。“六月来信”指出：“从广州暴动中我们更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教训”，“认识了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六月来信”是中共中央自八七会议以后，首次对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山”行动表示嘉许。虽然此信迟至当年11月才辗转到达井冈山，而且里面已经明显地流露出要在一省数省举行武装暴动的新苗头，但对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毕竟是给予了公开承认。这是一份迟到的赞许。

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也于6月19日来信指出，“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你们应该“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

然而仅仅一周之后，湖南省委就有了新想法，写信并派代表杜修经、杨开明双双来到边界，要求红四军离开大本营，“立即向湘南发展”。他们的理由是：中央已经把湘、鄂、赣、粤四省列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湖南是四省的中心，而湘南又是湖南的中心，只有发展湘南，带动湖南，才能促进全国规模的总爆发。

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迎合了部分湘南籍红军官兵的强烈思乡情绪，结果导致红军主力远征湘南。失去根据地依托的红军，很快遭到沉重打击，损失了近一个团的兵力。更为严重的是，8月上旬，由于井冈山地区兵力空虚，赣敌乘虚而入，占领了根据地的县城和平原地带，边界党和政府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大批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井冈山斗争史上惨烈的“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以血淋淋的事实再次告诉革命者，离开根据地的依托去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是一条死路。“八月失败”以后，敌人的疯狂屠杀、队伍内部的动摇彷徨、客观存在的种种困难等，都困扰着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的人们。根据地的斗争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井冈山的道路还走不走得通？许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部分人陷入了彷徨之中，个别人甚至叛变了革命。

所有这些问题，都给根据地的创始人毛泽东带来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他深知：要坚定胜利的信心，再创根据地的辉煌，就必须统一边界军民和全党上下的认识与思想。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书影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一部分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决议案针对“八月失败”后部分官兵看不到革命前途，悲观动摇、逃避斗争思想情绪，着重阐明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以及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新旧军阀之间的长期战争，造成反革命统治的缝隙和反革命力量的不平衡，这就使得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发生和坚持下来。

在详细分析大革命的影响、全国规模形势的发展、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等中国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诸多原因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武装割据”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武装割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乐观地指出：“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设定的路线图。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已呼之欲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一个月后，湘赣边特委在同一个地方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央“六月来信”。中央来信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武装割据的局面，给毛泽东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促使他下决心进一步向党中央全面阐述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当时，从井冈山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交通极其不便，一路上敌特密布，土匪遍地，稍有失误，报告就可能遗失甚至落入敌人手中。为了确保报告能送到中央，当时一共抄写了三份。一份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份由湖南省委转江西省委再转中央，第三份由吉安县委交江西省委转中央。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报告？红四军前委为何如此看重？

这份报告，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之后广为人知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报告在综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具体的条件则包括：（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井冈山的斗争》书影

在报告的最后，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表示，只要“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写作时间前后仅差50天，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问题。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根据地干部战士的悲观情绪和认识问题；而后者则是为了向中央全面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力争取得中央的理解和支持。它们堪称姊妹篇，共同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明了局部区域武装割据的发展前途，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继八七会议解决了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之后，对如何进行武装斗争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形成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毛泽东的这份报告，最终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从井冈山经安源赴上海，递交给中共中央。中共“六大”后担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对井冈山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高度重视。1929年3月17日，他在给贺龙等人的指示信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的经验，明确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占领什么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域”。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和毛泽东、朱德站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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