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干部参加劳动克服老爷作风

毛泽东指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井冈山时期，朱德亲自率众挑粮上山，留下了“朱德的扁担”这个广为传颂的佳话；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摇起纺车纺纱织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干部出现官僚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强调要继续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4月27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指出：“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为了让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想法付诸实践，中共中央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1957年5月15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刊登在《人民日报》的重要位置上。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上山下乡，参加农林业劳动。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规定：“人民公社的干部要用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大队干部要用二分之一的时间、大队以下干部要经常参加体力劳动。”《通知》还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对于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毛泽东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1958年6月13日，农垦部部长王震向毛泽东、中央报告说，农垦部三分之二的干部已于5月底分赴密山、佳木斯等垦区参加劳动，一律下场四个月，进行现场整风，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和帮助农50干部参加劳动克服老爷作风195场工作。王震还表示，他自己处理完下放任务后，也去密山、佳木斯垦区劳动。两天后，毛泽东就将报告批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指出：“这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

1963年3月，毛泽东专门为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和省委批语的指示稿重新拟写标题，将《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这个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

那么，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所采取的措施具体有哪些呢？它们包括：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觉悟，经常注意检查；把劳动态度作为选拔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首要条件；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坚持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每年春天落实到人；大队干部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按他们的劳动底分同社员一样分地、分活，评工记分；评比竞赛，层层树立标兵；自上而下改进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严格控制会议、表报，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等等。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写下长篇批语，并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

在批语中，他还指出：“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强调：“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总之，通过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激发了广大干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尽管其间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改善了干群关系，提高了干部的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实践观点，增强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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